格列佛游记和镜花缘_《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的异同分析
时间：2018-12-25 03:28: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本文对两部产生自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小说――《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进行比较分析，既列举其惊人的相似之处，又重点展现其不同，并分别从作者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及其世界观和审美观来分析导致其不同的原因。从中，可窥见传统中西文化之不同。
关键词： 格列佛游记 镜花缘 相同 差别
1.《镜花缘》乃“中国的《格列佛游记》”
英国的天才讽刺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下文简称《格》）中以亦真亦幻的笔触、辛辣犀利的言辞猛烈地抨击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及政府的种种丑恶现象。无独有偶，百年后的中国，李汝珍同样借海外游历中的奇闻异事来描摹日渐衰败的清朝。虽然，两部作品写作的年代及地域相去甚远，但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诸多相似之处。美国的COLLIER大百科全书称《镜花缘》（下文简称《镜》）为“中国的《格列佛游记》”。本文先从相似点入手，重点展现其不同，并分析其不同的根源。
1.1力图强调故事来源的可靠性。
《格》采用第一人称，假称为格列佛本人的记录，委托亲友发表，书中还以“航海日志（logbook）”式的风格对日期、天气、地理位置、航行路线、事物的大小和数量等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均力求显得翔实准确。《镜》中的勤王线索取材于《新唐书・徐敬业传》，由徐敬业、骆宾王发起的勤王战争及其失败开启，然后他们的儿子徐承志、骆承志等继承先人遗志，继续勤王，与众多志士及众才女推翻武则天“伪周”政权恢复李唐王朝的故事构成。
1.2借虚写实。
两本书都通过对海外诸国的描绘，讽刺了自己国家社会现实的弊端，寄寓了作者的社会理想，并且都在自己作品中创造了“乌托邦”以表达自己的愿望和理想。而且，为了让读者明白其良苦用心，两位作者都在自己的作品中阐明写书的目的。李汝珍在第二十三回写道：“这部‘少子’（即《镜花缘》），虽以游戏为事，却暗寓劝善之意，不外讽刺人之旨。”斯威夫特也在所附的一封写给表弟辛普森的信中，表露出他的意图：我是为他们能悔改而不是要他们的认可而写的。
1.3解决问题的思路有局限性。
斯威夫特年轻时耳闻目睹很多英国统治集团黑暗的政治内幕，富于正义感的斯威夫特不满眼前众多的社会怪象，猛烈地抨击腐败的政客和自以为是的学者。在口诛笔伐中，斯威夫特把他的乌托邦理想建立在没有贪欲的慧�国：慧�国人民的生活简单原始，既没有商品社会的元素，也没有现代科技的影子。这种纯理念的物种及其生活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存活的，对于复杂的人性无法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格列佛因为崇尚这种原则的“慧�”而摈弃具体的“人类”变得有些虚无。
李汝珍在《镜》中描绘的女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文韬武略不让须眉。这种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社会无疑是进步的。但这群智慧超群的妇女们苦读经书的目的却是为了博取功名。李汝珍在主张女子应与男子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的同时，又认为女人当皇帝是离经叛道的，应坚决予以推翻。以上这些说明李汝珍并没有获得完全意义上的“男女平等”的思想，同时仍醉心功名。
1.4“弃智崇心”，“遁世”的倾向。
李汝珍认为建构合理社会最重要的基石是道家的修真求道，弃智崇心。在《镜》的海外诸国部分，突出表现的就是道家修真求道的重要。君子国所显示的理想社会是道家的“弃智崇心”，并为此不惜压制物质生产、物质需求的社会，分明带有远古社会的质朴性。其国门上的“唯善为宝”四字真言可谓君子国的建国纲领，其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以及这里淳厚的民风民俗，是道家“上善若水”观念的形态化。
《格》也有轻知识重道德的倾向，斯威夫特多次提及了理性。在慧�国，没有文字、没有史书、不需医学，生产工具及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尚停留在“石器”时代。显然，这里的“理性”指的是道德而非科学知识。具有多种美德而学术很不发达的“大人国”里的国王也不屑人类的“科学知识”，他说人类用自己的知识发明了武器，却残杀同类。和《镜》一样，《格》中的理想国，也不需要发达的科学知识，只需要美德，亦即“弃智崇心”。
2.同是虚实之作，却又虚实不同
《镜》与《格》虽然有众多相似之处，并且其写作主旨都是借虚幻的海外游历来针砭时弊，但是，毕竟两位作者的生平经历、所处的社会环境、个人的性格脾气及思想观念的不同，这就导致两部作品存在诸多不同。
2.1历险故事：《镜》有惊无险，《格》惊险兼具。
李汝珍和斯威夫特笔下的主人公海外游历的目的不同，由此而虚构出来的历险故事在情节描述上也有不同的特点。《镜》的主人公唐敖搭妻弟林之洋的商船出海游历，其目的有二：一是摆脱烦恼，修道归隐；二是完成神仙使命，救助十二名花。因此，唐敖的海外游历主要是由各种奇闻异事组成，并弥漫着虚无飘渺的仙气。唐敖就像是一个旅游观光客，所到之处，走马观花，各种奇人异物联翩而至，虽然也有几次遇险，但往往是有惊无险，冥冥之中似有神助。如麟凤山上遭恶兽追逼，便有神枪手魏紫樱出来解围（第二十一回），厌火国人口喷烈火烧唐敖等人，也有元股国的人鱼及时喷水浇灭（第二十六回），而在遍游海外诸国之后那场乌骓马也赶不上的、翻江搅海的大风暴竟也没有给唐敖带来灾难，相反把他带到“海外南极之地”、“水秀山清，无穷美景”的小蓬莱（第三十九回）。由此可见，《镜》的海外游历故事，只有奇遇，少有历险。
医生格列佛航海旅行的目的是为了获取优厚的聘金，同时也是为了“到外国去观光”。但他每一次历险似乎都事与愿违，首先以海难开始，进入岛国之后，又历尽艰辛，险象环生，并多次危及生命，以至返回现实社会后仍心有余悸：第一次是一场大风暴中船身触礁，作为唯一幸存者漂流到小人国；第二次是因去一个大岛的港湾取淡水而被遗落在大人国；第三次是遭遇贼船后被用小独木船放逐大海而进入飞岛国；第四次则因商船上几个当过海盗的新水手图谋不轨，被扔在一个不知名的荒岛（马岛）上。同时，格列佛不像唐敖（身边有熟悉海外岛国的妻舅林之洋和见多识广的老船员多九公等相伴），他只身一人，孤立无援，全靠他的足智多谋、善于应变及坚韧不拔的精神，才绝处逢生，化险为夷。由此，格列佛医生所游历的四个海外岛国，都是意外的历险，是始料不及的，因而在故事情节上更扣人心弦。
2.2描绘方式：《镜》偏随意，《格》重严谨。
《镜》作者采用中国传统写意画法，简笔勾勒，追求神似。三十多个海外岛国，除黑齿国、白民国、女儿国等少数几个外，大多数奇人怪物都是通过唐敖、林之洋等走马观花式的游历简单描述，或通过见多识广的多九公的三言两语介绍出来，而且往往着眼于形体特点，缺乏具体情节的展开，在叙述结构上显得较为松散。同是描述虚构的幻想世界，《格》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四个海外岛国，无论是小人国还是大人国，作者都十分注重亲身经历和体验上的详尽描述。可以说，小人国的描述使用的是显微镜，大人国的描述使用的是放大镜，作者始终以12倍的比例来描述小人国和大人国。这种严谨的描述方式颇像西方透视画法，具有逼真的效果。
2.3夸张艺术：《镜》重感觉，《格》重形式。
两部作品都故意把人物形象的某些特点强调和夸张到异乎寻常的极端，使他们显得特别怪诞不经。但《镜》中的大人国和小人国（靖人国）的夸张描写由感而发：长人触天，长耳垂腰，大眼生掌心等，仅从本质上突现人物形体特征。相比之下，《格》中的大人国和小人国则以整体的、细致的、并带有一定精确性的夸张描写把幻想世界现实化了。
这种特色也表现在对细节的夸张上：《格》重视事件的具体描写，比如夸张小人国之小，写了格列佛撒一泡尿浇熄了小人国的一场皇宫大火（第一卷第五章），夸张大人国之大，写了格列佛被大人国中最矮小的矮子扔进盛奶酪的大银碗，幸亏擅长游泳才免于淹死（第二卷第三章）。而《镜》则无心赋予其夸张以这样一种合理性。
3.分析原因
3.1作者生活的社会背景不同，个人的经历不同。
李汝珍所生活的清代嘉庆、道光年间，中国正处于鸦片战争前夜，这时的封建王朝，经济体系崩溃，政治糜烂腐败，意识形态千疮百孔，文化上考据学盛行。作者本人是典型的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对社会的使命感、责任感与生俱来。但仕途坎坷的他认为只有被当权者所用，才能实现抱负。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无法调和时，道家思想来做补充，用超凡脱俗的形式――归隐和云游――求得心理平衡。
另一方面，在行将就木的封建社会母体里，已孕育出资本主义的胚胎。她催化出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幼芽，激励着人们对原有的旧秩序、旧观念重新审视。李汝珍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对当时的种种社会现象进行反思，然后意识到应该解放妇女，实现男女平等。
斯威夫特生活的年代正是英国政治形势变化多端的一个时代。1688年确立的君主立宪制使议会和内阁成为统治阶级剥削压榨本国人民和殖民地人民的有利工具。政变之前的“圈地运动”和政变之后的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推行的土地、税收和殖民政策，加速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各种矛盾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作为宗主国的英国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等等。组成英国议会的托利党和辉格党轮流执政，争权夺利。他们互相攻击，矛盾很深。但是，这些派系斗争并不是由于政治见解上有什么不同，而是争权夺势所致。
由于两位作者所处的社会情况很不相同，他们在揭露讽刺的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别。斯威夫特生活在两党制的英国，尽管也要适当约束一下，但相对与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满清王朝的李汝珍，胆量大得多。这就形成了他们作品风格上的差异。
3.2世界观的不同。
两位作者都是借对海外国度的描绘以表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他们关注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都与各自的世界观有着密切联系。李汝珍一方面受封建传统文化影响很深，一方面又具有较先进的民主思想。以下是《镜》中表现出的观点：提倡孝道，劝人向善，揭露剥削者的为富不仁，讽刺被八股文扭曲了灵魂的读书人，批评冒牌念书人的浅薄之至。小说中还写了毛名国人生性吝啬，一毛不拔；两面国人表面和善，本质凶恶；结胸国人好吃懒做；翼民国人酷好奉承；涿啄国人善于撒谎，等等。作者以酣畅的笔触，相当生动地表现了社会生活中俗风恶习。他所批评的社会现象，大都与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规范、做人准则相忤逆。他所肯定的大都是中华文明优秀的道德传统和人格境界。但在武则天的问题上则反映出其对妇女的偏见，这说明即使是思想先进的封建文人，骨子里的封建内核还是限制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及思想深度。所以，《镜》讨论道德问题多，批判封建制度少，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多，触及统治阶级的实质少，对封建统治的要害问题揭露无力。
与李汝珍不同，斯威夫特一生都是政治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伦敦，他曾担任当时执政的托利党党报主编，写过许多政论文章。托利党失势后，他回到爱尔兰，做圣派得立克教堂教长时发表《垂皮尔皮简》，号召爱尔兰人民为争取独立，摆脱英殖民者的残酷剥削而奋斗。正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斗士，在《格》中，他对社会的批判锋芒毕露，所关注的也大都是政治、法律、战争等重要问题。如：映射英国社会政治现实、对战争的极大反感、讽刺资本主义社会法律的虚伪、作者对随着物质文明发展而产生的种种精神危机的担忧等。
3.3审美情趣不同。
在《镜》中，作者用想象描写海外国家奇异的人体形态和风土人情，编织一些离奇的情节，游客只是游览而已。而格列佛却积极地参与所到过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并不只是一个旁观者。他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学习他们的语言，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惯，努力介绍自己国家的政治、法律和学问，希望能帮助当地的国王。《格》的写法表现了西方人认识外界事物的特点，即注重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崇尚真实。写作观念的不同，还决定了他们小说中人称的使用，《格》用第一人称，加深了身临其境的意味，让人感觉更加真切。《镜》则用了第三人称制造了一种介绍式的氛围，保持了某种心理的距离。
4.结论
《镜花缘》与《格列佛游记》无疑是中外文学史上两颗璀璨的明珠。两位作者都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各自生活的国家与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并力图找出解决方案，充分显示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两部作品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手法还是创意，都值得读者仔细揣摩。另一方面，通过两部作品不同的写作态度和写作技巧，读者也可窥见传统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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