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分裂：从暗中斗争到公开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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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
关键词：苏共二十二大；对苏方针调整；左派队伍形成；中苏大论战
中图分类号：K27；K51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59—8095(2006)06—0051—17
收稿日期：2006-06-19
作者简介：李丹慧(1954-)，女，陕西神木人，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外交史、冷战史。
1960年7月赫鲁晓夫做出全部撤回在华苏联专家的决定，中苏关系一度呈现分裂的趋向之后，面对中国周边环境恶化，尤其是国内经济形势恶化的严峻局面，毛泽东从务实的角度考虑同赫鲁晓夫的斗争，确立了暂时搁置意识形态论争，对苏让步的指导思想。刘少奇等负责具体事务的中国领导人随之将落实中共中央对苏“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24字方针的重点放到了后发制人、留有余地上面。中共要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实现与苏共团结的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以是年末举行的莫斯科81国兄弟党会议为转折点，中苏关系逐渐显露的缓和迹象上升为两党两国关系中的一种主色调。中共的宣传基调开始向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趋同，两党观点接近、认识统一之势，奠定了双方关系缓和的基础。只是，此时中共对苏政策的调整，实际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迫于国内形势而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是一种“大的容忍”，所谓“革命的妥协”和“调和”，不过是“一种过渡”，(PM，35)两党分歧的症结并没有就此化解。新的团结形成的基础其实十分脆弱，它仅表明了中苏关系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事实上，1957年和1960年两次莫斯科会议形成的国际共运苏联和中国两个权威的结果，已与国际共运单一权威的传统机制发生深刻冲突。在毛泽东看来，修正主义者已无法担负起指导国际革命运动的职责，随着革命的重点移向亚非拉，革命的指导中心也应该移到中国，中共理应担当起国际共运的领导责任。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会上发生的两件事情极大地触动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一是曾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支持过中共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被拒绝与会并遭到指名批评；二是中共认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新的苏共纲领获得通过。由此，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劳动党人手，开始准备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友好、缓和的局面就此结束。进入1962年后，中苏两国关系中大事不断，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每一件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矛盾的性质、两国关系的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两国继续务实地寻求具体的共同利益，在意识形态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但是，促使中共迈出破裂与苏共关系步伐的关键，还不是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而是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估计的变化，启动了中国外交政策“左”转的行程，以及中国党在世界左派队伍壮大的新形势下，启动了对做国际共运领袖目标的追求。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敌我性质、半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已成为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
本文着重考察了1961年后期至1964年这一阶段中苏关系发展的脉络，探究了中共中央对苏方针的基调由让步、缓和重新转入以斗争为主的过程，以及导致这种变化发生的国内、国际因素。
中苏两党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的暗中斗争
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同处巴尔干半岛，在历史、民族、地缘政治等诸多方面有着紧密的联系，甚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就是在南共的一手扶植和帮助下成长起来的。1948年苏联与南斯拉夫之间发生冲突，铁托被逐出共产党情报局，恩维尔·霍查及时转变立场，积极追随斯大林，加入了对铁托的讨伐。此后，苏阿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阿尔巴尼亚是成员国之一。苏联在阿的发罗那建立的海军基地，成为华约组织在地中海上的最重要的据点。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随着苏联调整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一贯敌视南斯拉夫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开始严重不满赫鲁晓夫与铁托进行政治调情。(P106)1961年2月，阿劳党四大召开，阿领导人在苏共代表团与会的情况下，指责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和独裁分子。赫鲁晓夫则于3月在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指责阿方对发罗那海军基地苏军的态度不好。苏阿关系急转直下，斗争日益尖锐，赫鲁晓夫相继做出了停止对阿无偿经济援助和撤出发罗那基地苏联海军的决定。(F3528—3529)(F244)(P116)同苏联关系恶化的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共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下迅速团结到了一起。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阿劳动党成为中共最坚定的支持者。中阿关系趋向密切。
此时，巩固与苏联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中共不能为过度维护阿劳党而牺牲刚刚用让步政策换来的中苏关系缓和的新局面。由此，中共对阿尔巴尼亚的方针，另一方面是“不要中苏关系好了使阿尔巴尼亚感到冷落”，“要照顾到跟阿尔巴尼亚的团结”；另一方面是“也不要去包了，苏联压阿尔巴尼亚，我们就全部把阿尔巴尼亚包过来”。“不要把文章作绝了。但是也不要去批评它不策略”。(P71)对苏阿矛盾始终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小心翼翼地避免卷入苏阿争执。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共实际上一直在向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做劝说工作，竭力调和苏阿矛盾。既劝阿同苏联搞好关系，表示中国不插手对阿军援较好；应后发制人，要针锋相对地斗争，也要留有余地。(P345)(P406)又致函苏共中央，认为苏联从发罗那海军基地撤退舰队“不适当”，“极不利于共同对敌斗争”，希望苏共中央改变这一决定，苏阿关系应通过协商途径得到解决。(P527—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