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与自然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
时间：2021-07-12 08:01: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访问整理者按 范岱年（1926-），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浙江上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主编等职，曾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研究科学哲学、中国现代科学史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薛定谔的哲学和科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2013年10月，在于光远先生去世不久，笔者访问了范岱年先生，专门请他回忆他的老上级于光远。12月，在讨论访谈初稿时，笔者又对范先生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访问。在本访谈稿中，范先生回顾了他和于光远约60年的交往中，一些难以忘怀的往事，尤其是在于光远的领导下，他和龚育之、许良英等共同在中国建立自然辩证法学科，编译相关书籍，成立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编辑相关刊物，在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重要影响的经过。访谈还通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比较了于光远与钱学森，于光远与许良英的个性。
受访人：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范岱年研究员（以下简称“范”）
访谈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以下简称“熊”）
访谈时间：2013年10月9日，12月16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熊：于光远先生去世了。今天能不能请您谈谈他？
范：好的。于光远是中宣部科学处负责人，对1949年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就我个人而言，我从1950年代起就跟他联系，很长时间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也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说。
刚解放时于光远就很有名了，因为他是《学习》杂志的主编，还写有《中国革命读本》、《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等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通俗作品。他和王惠德合编的《中国革命读本》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普及中国革命的历史尤其重要。我就是因为认真读了这本书而知道于光远的。
1952年我调到北京，很快就见到了他。但我头一次去中宣部科学处访问的时候，该处负责人还是赵讽，过了一些时候于光远才调过来任处长。当时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党的工作直接受中宣部领导，中宣部具体管科学院的就是科学处，所以那时候他们对科学院的工作影响很大。
熊：您当时经常去中宣部科学处开会吗？
范：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科学通报》就我和许良英两个党员，科学处每个礼拜的会议我俩都去参加。1955年肃反时许良英被停职反省，我就一个人去。所以，我跟中宣部科学处关系挺密切的，而且，于光远每次都让我讲讲科学院的新闻。
1.贯彻“双百方针”
范：于光远这个人思想比较开放。这比较明显地表现在胡适批判运动中。当时是一面倒的形势，没有人敢为胡适说一句话，而于光远却在科学处的会上讲：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没有错吧，科学工作都是先假设，然后再求证。他确实是比较有独立性的。第二件事情是“双百方针”。先是东德有科学家说李森科不对。这个说法传进来后，科学处向上反映。然后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于光远马上跟科学院商量，科学院党组、院务会议通过，在青岛召开遗传学座谈会。
熊：于光远非常主动？
范：对，他非常主动，科学院也支持，所以这个会很快就在青岛开了起来。把胡先骗、谈家桢这些人都请去了，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根本抬不起头的摩尔根学派也因此完全翻身。有一次院务会议我还列席了，会上谈到要开青岛遗传学会议。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特别提出：不要把米丘林派搞得灰溜溜的，因为米丘林派是共产党支持起来的。
说起百家争鸣，我还想起一个事。1 956年，为宣传百家争鸣，我为《科学通报》写过一篇社论。我举了几个争鸣的例子，一个是关于中国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范文澜认为，中国从周朝开始封建社会，而郭沫若认为要到战国以后才是封建社会。后来，裴丽生在审查时把这个例子给划掉了。
熊：您和许良英先生合写的《科学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后一章也讲到百家争鸣，对这个政策评价非常高。
范：后来在毛泽东那里，百家变成两家了，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二者并不是平等的，而是要兴无灭资。许良英还在《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中不点名批评了郭沫若。郭沫若认为百家争鸣是交响乐队大合唱，各家都应该有节奏地和谐地共鸣，而许良英则提出，“既然允许百家自由争鸣，就不能不允许各人有各种各样的调子”。许良英把百家争鸣方针理想化了，实际上毛泽东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2. 制订哲学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
范：1956年搞规划，中央先让陈毅，后让聂荣臻来抓，科学院党组归中央科学领导小组领导，由副总理直接抓，中宣部就不管了。另外成立了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分党组，以潘梓年为书记，它还是归中宣部管。于光远是中央科学领导小组的成员，参与对自然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的领导。他认为，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搞个十二年规划。在中宣部科学处的领导下，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搞了起来，只是这个规划没有自然科学的规划影响大。
熊：我还以为是在一起搞的呢。
范：各搞各的。自然科学的规划在京西宾馆搞，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在阜城门外一个招待所内搞。两个规划同时进行，差不多同时完成。
熊：您参加哲学社会科学的规划了吗？这项工作由谁负责，总共组织了多少人讨论？
范：这项工作由于光远、潘梓年、刘大年、刘桂五等人总抓。组织了经济学、哲学、历史、语言等学科的很多专家来讨论，我只参加了自然辩证法方面的会议。自然辩证法十二年规划主要由许良英跟龚育之来负责。龚育之是中宣部科学处干事，属于光远身边的工作人员；许良英当时已调入哲学所，是该所自然辩证法领域最活跃、最有组织能力的人。规划议程定了之后，于光远宣布在哲学所内成立自然辩论法组，成员包括许良英、赵中立、何成钧、陈步等（后二人为兼任），青年研究人员有孙焕林、胡文耕、傅愫和、张乃烈等，由他亲任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