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回暖”中苏关系始末
时间：2021-07-11 04:00:0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对世界范围内的战与和问题作出了新的判断,决定改变总体外交战略。在大体上理顺了中美关系之后,提出要缓和并改善中苏关系。但是如何才能使相互对抗已20年的两个国家重修旧好呢?邓小平运筹帷幄,经过10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91年苏联解体,中苏关系经历了四个阶段:
1949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的“亲热”期。当时,苏联需要中国作为它在东方的主要屏障以及与美国打交道时的一张重要的牌;中国则需要苏联作为自己抵御西方的主要依托以及贷款、经援和军援的主要来源。但在1958年后,接连发生的“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和“炮打金门”等事件,使得中苏两党之间,特别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出现了明显裂痕。
1960年到1968年,是中苏关系的“冷战”时期。中共发表了“九评”,苏共则公布了“国际共运总路线”,双方互相“口诛笔伐”,批判的火力异常猛烈。
1969年到1978年,是中苏关系的“热战”时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双方在边境地区剑拔弩张,1969年还在东段的珍宝岛和西段的铁列克提接连发生了一定规模的武装冲突。中苏间人员往来中断,双边的业务交往也只限于一点贸易和每周各开一个航班和一趟列车。
1979年到1989年,是中苏关系的“回暖”期。此时,苏联也开始调整对外政策,逐步缓和对华关系。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捕捉到了有利信息,并牢牢地抓住时机,对苏联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
中苏会谈,改善关系迈出了第一步
1979年4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项决定:《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于1980年2月14日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重申: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苏联“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同时建议两国政府特使(副外长级)就改善两国关系一事举行谈判。对此,苏方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谈判于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举行。在长达70天的谈判中,中方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始终要求苏方采取切实措施,消除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对中国的威胁。苏方则避重就轻,只泛泛地谈论了一些两国关系的一般性原则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交往。谈判虽无果而终,但在双方长期中断往来的情况下,两国政府特使能坐下来举行政治谈判,这本身就蕴涵了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苏关系改善的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选择距在中国不远的塔什干公开发表讲话,向中方发出了改善关系的重要信号。他在讲话中虽然对中国进行了攻击,但又明确表示:从未否认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完全承认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反对“两个中国”;同时准备就改善中苏关系问题与中方举行谈判(由于勃列日涅夫在这次讲话230天之后就去世了,于是这个讲话被称为“勃氏绝唱”)。
具有超强政治敏感度的邓小平,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讲话所传递的信息。他立刻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对这一讲话作出反应。外交部随即于3月26日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地点设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在发布会的现场没有准备座位,70多位中外记者就站在时任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钱其琛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李肇星。
钱其琛向中外记者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份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第二天被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声明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4月16日,邓小平又请当时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捎个口信,提出苏方应先做一两件事看看。他还强调说:“从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从中苏边界或蒙古撤军也可以。”这一年夏天,邓小平将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请到家里,进一步商讨改善中苏关系的对策。他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方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能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方应首先做点事才行。他所说的“做点事”就是“三个撤军”。几位中央领导一致赞成邓小平的意见。随后,邓小平又提出: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的名义,前往莫斯科向苏方传递信息。
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启程前,外交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苏方对于洪亮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会面时,于洪亮向对方口述了长达一千多字的说帖全文,几乎一字不差。
中方在说帖中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当年秋天,中苏双方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在北京举行了副外长级的磋商。
“葬礼外交”,推动两国关系改善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派时任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的黄华作为中国政府的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吊唁活动。11月14日清早,中国驻苏使馆收到了黄华离京前在首都机场发表的书面讲话稿。这篇讲话稿是出自曾多次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撰稿的胡乔木之手。胡乔木按照邓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了这篇书面讲话稿。这篇讲话只有七、八百字,看后让人感到有些不同:勃列日涅夫这个昔日被中方批判为“苏修头目”、“新沙皇”的领导人,在讲话稿中却得到了相当正面的评价:称他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讲话稿中还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与钱其琛8个月前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讲的内容相比,又前进了一大步。这显然是邓小平为推动中苏关系而使出的一个“大手笔”。
11月14日中午,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飞抵莫斯科。这是中国高层领导人近20年来首次踏上苏联的国土。在中苏间人员往来长期断绝的情况下,此举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次‘葬礼外交’”。黄华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半时间,受到了苏方超规格的礼遇。他与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安德罗波夫进行了友好交谈,还遵照邓小平的指示,主动约见了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这是20多年来两国外长的首次会见。这场因葬礼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表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候”从“乌云密布”开始逐渐转“晴”。
消除“三大障碍”,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
从1982年10月起,负责与苏方谈判的中方工作人员就跟随钱其琛副外长在北京、莫斯科两地穿梭,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与苏方进行政治磋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钱其琛副外长紧紧抓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这一点不放,提出改善关系应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苏方则避重就轻,主张通过增加相互往来等办法改善两国关系。双方的这种各持己见的“聋子对话”整整进行了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