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出席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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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作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但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的准备，即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可见，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当时，胡耀邦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出席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他不仅参与了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参与了邓小平重要讲话的起草工作，还是西北组的召集人之一。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3次，话也并不长，但每一次发言的内容都很重要，都很精彩。
参与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响应陈云的发言
在会议筹备期间，胡耀邦为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向中央提出了很多重要建议，得到了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支持。
1978年11月10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举行了开幕式。华国锋首先宣布会议的议题：一、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二、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接着，他说：“在讨论上面这些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参会者按照地区分成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个大组讨论工作重点转移问题。胡耀邦参加西北组，这个组有35人，召集人是汪锋、霍士廉、胡耀邦和萧华。
开幕式后，从11月11日起，各组开始讨论。最初一两天，大家按照华国锋讲话中提出的要求，对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发言表态。
当时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包括胡耀邦在内）的看法是，从整个工作的发展阶段来看，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是必要的，因此拥护这个提法。但是，与会者又注意到揭批和清查“四人帮”还存在大量遗留问题：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许多错误观点和理论也还没有澄清；许多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平反。华国锋在讲话中虽然也说“要对运动中这些来不及处理完毕的问题继续进行细致的工作和妥善的解决”，也提到系统地批判林彪、“四人帮”要用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但是他说得太抽象了，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讲话中都回避了，分量也太轻了。因此出席会议的人们听了华国锋的讲话后，一方面表示拥护，另一方面表示不能满意。
这样，与会者的发言开始突破会议的原有议题。
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最具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即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他指出：“安定团结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关心的大事。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是有所顾虑的。”顾虑是什么呢？主要是中央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冤假错案，还没有作出相关的平反决定。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影响党内外的安定团结，影响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陈云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作出决定的。”
陈云在发言中列举了6个问题：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谓叛徒集团案；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被错误定为叛徒问题；三、陶铸同志、王鹤寿同志等人的问题；四、彭德怀的问题；五、关于天安门事件；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的错误。
陈云的话刚一讲完，会场里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等掌声停下来，陈云说：我的发言希望大会能给发个简报，不知小组的同志是否同意。东北组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当天，会议秘书组就印发了登载陈云发言的简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刊登后，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热烈响应。华北组的康克清、西北组的王任重、华东组的万里、中南组的邓华等纷纷发言，表示赞同。
11月13日，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也持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理解，是工作方针的新部署，是领导方法的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波浪式前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务。否则，就会产生松劲、骄傲情绪。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波峰已过。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这就能动员全国人民，放开手脚，集中主要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个总目标而奋斗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又是一个根本的转折。它必将对全党、全国、全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同时，胡耀邦也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大是大非问题必须彻底解决。他说：“这些大是大非的解决，关系到安定团结，关系到实事求是的作风，关系到教育子孙后代，关系到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赫鲁晓夫的历史教训，我们一定要吸取。”
胡耀邦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问题。他说：我们用了1700万脱产干部，在历次运动中有17%受到“审查”，人数达200万；下面还有不脱产的基层干部被审查，也有200万。对受到冤屈的人应按照彻底唯物主义的精神，有错必改，翻案。否则，危害安定团结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点的转移也难以顺利。他以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身份说：这件事情要在1979年庆祝建国30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风吹”。他主张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问题、彭德怀问题、陶铸问题、王鹤寿问题等平反昭雪。
在这次发言中，胡耀邦也谈到了康生的问题，讲得很尖锐。他指出：“康生的问题，我对他的历史情况不了解。他在1942年抢救运动中，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从不作一句自我批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坏事，民愤极大。据中央党校统计，被他点名戴上叛徒、国特、死不悔改走资派帽子的，就有600多人。把朱委员长、叶副主席都放到‘有严重问题，未定性’里面。在这方面，他超过了林彪、陈伯达。他指使南开大学搞所谓‘南方叛徒’集团，反周总理。‘六十一个叛徒’也是他点的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