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时间：2021-07-06 12:03: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主持人语] 嘉兴学院红船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田子渝
今年是武汉建市90周年。很有幸，武汉市既是大革命时期的赤都，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镇，90年前在这块热土地上，演绎了中国大革命最火红、最激情澎湃的一页。红色的中国，在这里发生了历史的巨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狂澜席卷大半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武汉不仅见证了这一民族悲剧的发生，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召开了“八七”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变。就在这个拐点，历史不仅赋予了武汉为大革命的中心地，而且也成就了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前沿阵地，请见《1927：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中心地武汉》。
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的文献标志，是中共五大。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板的学说与教条，她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真理，她来到中国，是作为复兴中华大业、民族解放的思想旗帜，因此在传播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努力将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时瞿秋白在武汉所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表述之一。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与方针，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彰显了大革命时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萧甡教授是我国研究创建大革命史的著名专家，他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了中共五大，所撰写的《浅析中共五大的理论成就与不足》，使我们对这次颇有争议的会议有了新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党史知名学者、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李良明撰写的《罗亦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以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型史，记载了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对时局的认识与对策，以个案体现了武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一个例证。青年图书管理员田雨，从文本的角度记录了列宁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文章虽然不长，但却是第一篇阐释列宁主义在武汉传播的文章，特别是通过在武汉产生的第一部《列宁主义概论》中译本的介绍，用一个文化载体说明了大革命后期武汉已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心。
[摘 要] 1927年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武汉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中心，史称大革命赤都，即为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的主要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聚集江城，使武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中心。尤其是当时媒体的有力推动，武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数量和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问世，在当时，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完整表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的思想标志，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关键词] 1927；武汉；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武汉国民政府；长江书店；《向导》；《中国青年》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10-12
在1927年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武汉成为世界聚焦的大都市：轰动世界的大革命在这里进入高潮，继而大革命在这里彻底失败，继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又从这里开始。
风云际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上演绎并谱写了壮丽的篇章。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大变局成就了武汉担负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中心重任，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片土地上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结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
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大革命中心北移，武汉成为大革命的赤都。1926年底，随着北伐军光复武汉三镇，大革命浪潮中心由珠江席卷到长江中游。是年11月26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第一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人員出发北上。
12月10日，宋庆龄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抵达武汉。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广州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2]，在武汉的中央同志举行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暨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武汉开会之前执行国民党最高职权。1927年元旦，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正式在汉口办公，并发布命令，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坚持国共合作原则，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3月20日，新当选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红楼宣誓就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武汉国民政府鼎盛时期，辖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河南等10多个省份。军事上进军河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武汉革命政府采取一切宣传措施，积极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发挥媒体鼓吹革命、宣传主义的喉舌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新闻出版业盛极一时，涌现出新报刊80多种，新创通讯社约16家，使武汉成为占据中国革命文化与舆论的中心。
（二）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使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武汉，主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随着北伐军进军武汉，中共中央一批重要干部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9月，张国焘作为中央驻汉代表来到江城。1926年12月13-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项英、瞿秋白、李维汉等，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和鲍罗廷以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推进国民革命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张太雷抵达武汉，党团的重要干部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李立三、刘少奇、吴玉章、林育南、陆沉、聂荣臻等，按照中央指示也陆续到汉工作，加上原在中共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党在武汉地区的干部阵容很强，已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的党组织。大约在1927年初春，在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