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政治”与中国当代政党政治学的建立
时间：2021-07-05 20:02:5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章导读］现代中国党政合一的政治体制，与传统政治的关系究竟为何？谢茂松文章指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不在“名”上，而恰在“实”上继承了传统中国政治体制的精髓。今日中国政治制度恰是政党政治与士大夫政治的混合。学院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正源于对这一承袭中的制度性因素和德性均认识不足。要证明中国今日政治制度的正当性，正需要学术界树立一种建立在对自身历史深刻自觉上的“政党政治学”。
中国古代政治的结构由君、臣、民（在“君”之上还有制约“君”亦高于“民”之“天”）构成。作为最高权力的君，虽为政治结构中的唯一世袭者，却非现代所批评的专制。其世袭，则是广土众民大一统的中国稳定秩序之必须。作为君与民之间的臣，由科举考试产生的士大夫群体组成，是政治的实际操作者，大臣更在其中起关键作用。明末清初大儒王船山指出，“国必有所恃以立，大臣者，所恃也”，“无人者，无大臣也”。士由学而仕，可达及大臣。船山乃将宋明理学家之“格君心非”而转向对大臣、士人整体之严格要求，士成为政治调整的动力所在。以至他会叹惜天下之不治者，在于“有君无臣”，即君在中材以上，可以为善，而群臣庸陋，无能成其美而遏其恶。“大臣”以及“大臣之道”由此成为船山史论经解中极为关键的提法。他在具体的历史中严格辨析“允为大臣”者，“不足为社稷臣”者，并在与其他几类士人、臣子的比较、批评中，展现了士人在政治上种种易犯之过失，从而就儒家所要求的政治成熟对士大夫群体做出自我反省，同时也在比较中见“大臣之不易任”，见“大臣”之难得。由于“大臣”任天下之重，在政治品格、政治实践智慧方面，就需极高的要求，这即是船山所提出的“大臣之道”，即持大正；静，简，裕而密；独任；平情。船山常感叹知“治道”者甚少。
具备大臣之道之允为大臣者，区别于直谏之士（船山谓“直谏之臣易得，而忧国之臣未易有也”）、意气之士、躁人、妄人等臣子、士人的不考虑后果，他们或是出于道德理想主义，或是出于意气，但在不考虑后果上却是共同的。其持大正、平情、静、图远大、养天下之和平，不急一时而忘无穷之祸害，区别于功名之士（“急于行志而识不远”）、刻核之吏、矫诡之士、游士等的不择手段而坏人心。其独任、密、规之远大区别于政治能力不足的疏庸之士、鄙陋之臣，区别于逃避政治的清高之士。大臣之道的这些德行正是允为大臣者区别于各种士也区别于貌似大臣者的关键处，它显示出真正成熟的政治，显示出责任之重，对政治后果之承担。它是政治品格与政治能力的一体，是至高的政治实践的智慧。
“大臣之道”不是船山的发现，而是作为中国传统之核心的儒家及其经史之学所固有的，即是修己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作为船山学核心的“大臣之道”对于当代中国政治是否依然有效？这一问题乃与另一问题相关，即今日中国之政治是否仅是现代政治，而与几千年的传统政治全然断裂？笔者的回答是相反的，认为今日中国虽不在“名”上却在“实”上，在德性与制度两方面延续了传统。
中国共产党与士大夫政治之承袭
1. 德性之延续传统。表面看来，我们今天的一套政治话语、政治制度是西化、现代化的，而与传统割裂。这其实是高估了西方及其现代性的影响，而低估了具有深厚传统的中国在近一百多年来自身对于西方现代性的转化力以及今天与传统的“日用而不知”的延续性。惟其未必自觉，习焉不察，历久弥新，适以说明其顽强生命力、适应性及其合理性。此种延续，除了大家谈得较多的介乎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社会层面的家庭之外，在笔者看来，亦同时既深厚且广大地体现在政治层面——既在外在的政治制度，又在内在的为政者的德性上。当然值得深究的是，此中习焉不察之延续的制度与内在德性之间的内外相互一体性，断不可割裂视之。
有政治历练、政治实践经验者稍微静下心来，反求诸己，体证于自身，其实不难体会到，船山所诠释的“大臣之道”虽无其“名”，但却有其“实”地作为活的传统迄今延续着，即或多或少、或纯或杂地体现于现代中国政治家的日用而不知的政治行为选择中。
再则是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党员的修养、先锋队的意识本身即与作为传统之核心的儒家之德性、圣贤精神具有内在的延续。而今天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常规的执政党之后，作为既古老又温故知新的德性，即大臣之道的重新获得注意，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德性以及制度上之延续传统的深层原因在于长时段的历史延续性，尤其是对元明清历史的延续。过往所谓明清愈趋专制之说乃是大误区，实际的历史是一个大国的中央集权的持续过程。而元明清所奠定的帝国政治空间大体为现代中国所延续，明代的两京制（作为政治中心的北京与作为经济中心的南京将中国南北贯通为一体）在实质的层面亦为现代中国所延续（即北京与上海）。晚明所出现的不在地地主（即不生活在乡村，而居住于县城，与乡村不再休戚相关者，往往引发晚明的民变）则与现代革命的发生有长时段的历史联系。就政治学的意义而言，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到明清所发展出的一套治理大国——与今天一样的政治空间——的技巧，即治道、治术可谓穷尽精微达到极致。作为后人的现代中国为政者，已很难超越前人，而多是在“实”的层面不由自主地回归。如朱基时期的“费改税”，与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完全一样，只是名字不同，其整顿吏治以及成效亦与张居正当年相似。晚近巡视员制度的创设则很容易看到它是对明清巡抚、巡按制度的袭用，而巡视员（包括各省市纪委书记）之任期是久任还是短期之困局，亦与明清之时一样。种种相似处之上必有其“理”在，所以有必要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现代中国与明清中国的内在延续性。
2. 政治制度之延续传统。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分析美国政体的独一无二在于其不仅不是很现代，反而是古老乃至于看似落后于时代，这一古老的政体即是16世纪英国都铎政体。他指出美国总统在职能、权力及其人格、才能方面完全相当于都铎时代的国王，而白宫政治亦与宫廷政治相似。今天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只承袭了旧式君主制的形式，而美国则承袭了其本质。美国的两院制及其下属常设委员会也比较独特，它直接承袭自都铎时代，而英国内阁的建立则破坏了议会中的委员会制度。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之政体都朝着政治现代化演化，而美国反而停留于16世纪古老的都铎政体，它唯一重要的创新是联邦制。
在亨廷顿看来，现代性并不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将社会现代化与政治体制现代化作出区隔。美国的经验表明，社会经济方面可能发展到高度现代化的程度，而政治制度方面却仍然保持着传统的形式和本质。亨廷顿的结论是，美国经验表明古老的都铎政体完全适宜于现代社会。他最终的结论认为，新欧洲也将改变其政制中过于现代化者，并逐渐分享旧制度的某些部分。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们终于意识到在金融这一经济制度上中国不是太现代的好处。而中国诸种制度中最核心、规模最大的制度，即承袭自士大夫政治的党政合一的官僚制度，却迄今没有人自觉给予其应有的定位，如亨廷顿对美国政制中的都铎制度所做的那样。
官僚制度于我们而言太古老，两千多年前的《周礼》设官分职之细密令人叹为观止，历代史书都专门设有“职官志”。但中国这一古老得不能再古老的制度当年对于西方而言却是非常新的，亦可谓是现代的。因为中世纪的欧洲都是世袭的封建领主制、贵族制以及骑士、教士。英国在19世纪通过东印度公司学习中国的科举制，并最终形成了其文官考试制度，以及西方式的官僚制度，以后其他欧洲国家纷纷仿效。韦伯认为欧洲理性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在于官僚制度的建立。但西方人只是部分地学习中国的科举制。我们今天往往天经地义地批评“中体西用”而主张“西体中用”，但欧洲当时对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却也没有“中体西用”，而是“欧体中用”——从其自身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而来的代议制、政党制乃为其体，文官考试所选拔者只是终身公务员，部会首长则由获选政党任命，并随着政党落选而下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