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解放与当代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
时间：2021-07-05 16:04:4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政治解放；市场经济；政治文明
[摘 要]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把人的“解放”过程区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政治解放本质上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解放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推进和完成“政治解放”，并进而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1-0052-08
笔者在《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2期上发表了《马克思的解放理论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兼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一文，认为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这篇著名的文章中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政治哲学的基本思路，即把人的“解放”过程区分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并深入地阐释了两个解放的基本内涵。以往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更重视马克思的“人类解放”理论，而把政治解放理解为已经过时了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然而，当我们今天审慎地思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政治文明建设时，最需要特别注重的恰恰应该是马克思关于“政治解放”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为此，笔者在文中结合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提出：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作为市民社会革命的政治解放就必然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因此，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推进并完成马克思所阐释的“政治解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本文就是试图展开这个论点并作出初步的论证。
一、政治解放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主要是从宗教问题、人权问题和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这三个方面阐释了政治解放的基本内容：其一，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一切宗教的解放；其二，实现普遍的人权，即实现个人作为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或公民权利和个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所享有的私人权利；其三，政治国家和政治解放都必须是建立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其基本的功能就是维护市民社会成员个人的基本权利。很明显，政治解放的这三方面基本内容恰恰也就是近代欧洲政治哲学的三个理论主题，即欧洲近代启蒙运动政治学说最基本的理论主张，只不过马克思对政治解放内涵的阐述较之以往政治学说更为深刻、更为透彻。
问题在于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政治解放的历史价值。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政治解放属于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范畴。马克思本人也是把政治解放作为资本主义政治要求加以分析，揭示其内在的历史局限性，以期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而进入人类解放的历史进程。这一特定的历史内涵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政治解放产生了简单化的理解，即认为政治解放仅仅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只能与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显然，这种理解完全忽视了政治解放与其经济基础即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忽视了政治解放与其世俗基础即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这种忽视从根本上说是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施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密切相关。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市场经济的绝对排斥使我们难以看到政治解放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从而把政治解放连同市场经济一道尘封在思想史的故纸堆中。今天，在经历了30年计划经济和近3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发展历程之后，我们在理论上已经十分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并且在实践中，中国社会市场取向的改革正在不可逆转地向纵深发展。这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给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深刻变化及其在政治领域所引发的种种问题，使如何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成为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主题，一个关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之命运的主题。正是这个主题，促使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解放理论，并依据政治解放对其经济基础的依赖关系重新认识这一理论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中的现实内涵和重要意义。因此，必须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重新理解政治解放的基本内涵。
概括起来说，政治解放的最基本的历史价值归根到底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健康运行创造必要的政治条件。首先，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政治解放之所以是把国家从宗教和信仰中解放出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或市民社会的发展必然使人们在观念上和现实中都过着双重生活，亦即使人生存二重化为“公人”和“私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的生存的这种二重化把人在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使宗教和信仰成为市民社会这个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成为私人的事情。这表明，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以人的类的共同性为基本内容的生活。也就是说，国家必须从人的类的共同性或者说从人格的一般性上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公民，而不能依据宗教和信仰的不同而有区别地划分和对待自己的公民。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一个交换手段充分发达的经济形态，首先就在于这种经济形态确认每一市场主体仅仅是一个都把自身利益作为目的私人，由此确认市场主体在商品交换中的平等权利，从而使交换手段打破种族、地域、阶级、阶层乃至民族、国家的界限成为普遍的交往手段。市场经济的这一基本特征的政治表现就是要求政治国家必须普遍地、明白地确认每个人在政治上所享有的平等权利，即个人之所以为国家的公民，只因为他是人的缘故，而并不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佛教徒或有神论者、无神论者等等不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生活真正成为公共生活或共同生活，并把权利和义务公平地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不会因宗教信仰的不同使一部分人较之其他人享有更多的特权，或者使某一部分人有可能侵犯另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因此，“人分为公人和私人的这种二重化，宗教从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移，这并不是政治解放的一个个别阶段，而是它的完成”。[1](P430)
当然，把国家从宗教和信仰中解放出来，并不等于把宗教和信仰化为乌有。事实上，现代政治国家在意识形态的引导方面，在伦理道德的建构方面，乃至在政治合理性的论证方面，国家总是要从一定的宗教或信仰中汲取精神统一的原则和终极性的根据。但是，宗教和信仰无论是表现为一种宗教情绪，或是表现为一种理性的理解，毕竟都是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属于精神自由的领域，因而不能成为国家的立法行为和政府行为的准则。如黑格尔所说：“国家可能需要宗教和信仰。但是国家本质上仍然是与宗教有区别的，因为国家所要求的东西，都是采取法律义务的形态；至于这种义务是出于怎样的心情来完成，那是无足轻重的。相反地，宗教的园地是内心生活。如果国家要按宗教式样提出要求，它就会危害内心生活的权利”。[2](P281-282)同时，如果把宗教和信仰视为国家的现实，把信仰的虔诚当作国家行为的准则或作为行为正当性的根据，“那么一切法律都将被推翻，而主观情感就成为立法原则”。[2](P281-282)因此，政治解放之所以首先是把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就在于使国家成为国家而不再是宗教和信仰的附属物，用马克思的话说：“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1](P4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