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知识化：２１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
时间：2021-07-05 12:04:1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所谓政治知识化，就现象层面而言，指的是存在着政治生活的现象、经验不断理论化、社会化的认知机制；就本体层面而言，指的是政治本体的知识建构性。现代民主政治的确立，推动了政治领域逐步由神秘性走向公开化，由经验性走向科学化，由精英型走向大众化，成为人们可知、可识、可与的为我之物。政治知识化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又离不开政治知识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革命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决定了政治知识化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
关键词：政治知识化；民主政治；政治发展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1-0003-07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政治领域必将由神秘性走向公开化，由经验性走向科学化，由精英型走向大众化，即必将经过理性知识的考量，成为人们可知、可识、可与的为我之物。政治知识化是民主政治的必然产物，现代民主政治的成长离不开政治知识化。因此，政治知识化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不可或缺的维度。
一、现代民主政治是知识政治①(注：随着20世纪90年代“知识经济”概念的出现，国内外随即有人提出“知识政治”的概念。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20世纪90年代初关于知识政治的论述（参见［美］阿尔温•托夫勒：《力量转移——临近21世纪的知识、财富和暴力》，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页）。在国内，洋龙、韩旭的《知识政治：迈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应当研究的一个问题》（《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是国内较早讨论这一问题的著述。本文仅仅为了表述方便，在民主政治与知识具有内在联系意义上使用该概念，并不作为一个范畴来使用。如果就知识政治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形态而言，这一概念显然还不够成熟，实际上，就连知识经济这一概念也未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另外，知识政治这一概念也无法传达政治知识化所具有的特性、转变过程等丰富含义。)
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政治领域都极具神秘性：要么是被罩上神圣的光环，要么是充满了夺权斗争的血腥色彩，要么是统治权术的不可言传，要么是尔虞我诈、落井下石的阴谋博弈，政治领域对于绝大多数民众来说，是不可企及、不可洞观、无可逃避、更无法驾驭的自在之物。然而，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在不可逆转地改变这一切。随着民主越来越成为一种神圣价值，政治领域也将不断地由自在之物转变为为我之物。导致这一改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现代民主政治基于知识的重建，是政治不断知识化的结果。所谓政治知识化，就现象层面而言，指的是存在着政治生活的现象、经验不断理论化、社会化的认知机制；就本体层面而言，指的是政治本体的知识建构性。换句话说，政治知识化不仅有借知识“识”政治的一面，更有将政治建构成知识、转化为知识的一面。政治知识化表明，知识对于政治来说不仅是一种认知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政治领域的本体，即政治是人类运用自身的知识所从事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一简单的事实，在民主政治不可避免地普遍到来之前是无法被揭示的。正如马克思所说：“民主制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1］。原来一直被各种理论学说弄得极度混乱让人一头雾水的国家，其实质竟是如此简单！——所有的政治统治形式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只不过人们在制造出这些东西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事情的本质，施加了层层迷雾。而民主政治意味着人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切，这样，政治领域的一切神秘性就不得不消失了。
其实，在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古希腊城邦，人类对政治的理解一开始就是与知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关于哲学王城邦的理想表明了城邦政治与知识的内在联系。哲学王城邦意味着政治领域是基于知识建构起来的，体现的是人类对某种实践生活的追求和理想，而不是基于权术斗争的经验，更不是赤裸裸的利益追求。对此，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政治学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2］可见，古希腊城邦追求的是知识政治，而不是权力政治和利益政治。当然，古希腊城邦的民主政治是有极大局限性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妇女、儿童、老人以及外邦人和奴隶都不能参与政治，为此，城邦政治还不得不编制戏剧、神话等各种各样“高贵的谎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把为了建立理想城邦而编制的政治谎言称作“高贵的谎言”。），政治与知识的联系还具有相当的偶然性与神秘性。
随着城邦政治的瓦解，政治与知识的金质纽带开始断裂。由于民众日益远离政治，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不可逃避的灾难被迫卷入政治，政治日益成为一小部分社会精英人物的专利，于是，政治日益沦落为权术斗争的领域，成为一种密不可宣的统治术。这一断裂是如此的深刻、如此的漫长，以至当意大利的马基雅维里在15世纪大声宣告：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3］时，无论是惊恐，还是欣喜，人们不得不惊呼他说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理——政治就是权力斗争！最后，当休谟在18世纪指出，一切政治的基础都是意见而不是真理，政治仅仅是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时，已经不再有更多的怀疑，真理已经变成常识了！
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各种工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民主化的时代开始到来。一个极富远见的法国贵族在观察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后指出：“民主即将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避免地和普遍地到来”［4］（第12版序P1），“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一门新的政治科学”［4］（绪论P8）。的确，在这个典型的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学如雨后春笋迅速地繁荣起来，政治与知识的金质纽带再一次被连接起来，它表明民主政治与知识化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民主政治的普遍到来必然意味着政治的知识化呢？
首先，民主政治把政治生活从天上拉回人间，改变了人与政治的关系，为彻底消除政治权力的神秘性并为人类对政治现象的客观研究提供了认识前提。民主政治的观念使人类对国家等政治现象的思考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开始从人的眼光看待国家，致力于寻找以人为中心的制度安排。政治权力来自人而不是神的观念，为现代政治的透明化、公开性、制度化提供了文化基础。寻找好的国家形式曾是古希腊民主制度和政治知识得以繁荣的重要动力，政体研究构成了古希腊政治学的核心内容。如果没有民主价值的确立，这种研究不是多余的就是相当困难的。一切专制政治之所以千方百计为政治活动罩上一层神秘面纱，就是因为统治者深知，政治知识的创新和传播，必将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状况，不利于统治者在政治博弈中获得绝对优势。他们厌恶这种刺探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活动的性质与根源的行为。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所说，“政治学在专制国家实际上是荡然无存的。”［5］
其次，民主政治实现了主权和治权的分离，一劳永逸地确立了权力的最终归属，把最高政治权力从具体的统治者身上剥离开来，使之寄托在抽象的制度上，改变了人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为现代政治的制度化提供了契机。牟宗三先生指出，在专制制度下，政权是靠打江山打出来的，权力为专制君主的私物。既然打得来，就必然夺得去，政权既然被看成可以打、可以取的东西，就毫无“道理”可言，关于权力运作的一般规律也就无法探讨［6］。由于治权跟着政权走，治权的知识化积累也常常中断，大多成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无法言传的官场经验。在民主政治条件下，最高权力永远属于人民，人民与具体的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政治代理关系，这种代理关系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才能得到确认和执行。这样，人与人的关系转换成了人与制度的关系，政治生活就越来越具有规律性和可预见性，成为可以认知和把握的为我之物。社会契约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石，反映的正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可认知性的深刻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