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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文化与“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民心相通

    时间:2021-07-02 16:03:4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近年来,宗教成为国际关系发展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软力量。南亚地区是一个多元宗教异质性与包容性并存的地区,既存在不同宗教间的合作共处,也充斥或者隐含着宗教间的分歧甚至冲突。古丝绸之路上中国与南亚之间和平的宗教传播对于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有着重要的启迪。如何在时空背景以及沿线各国力量结构和地缘政治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架构下推动中国与南亚的宗教公共外交,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多元共存与和平包容,考验着中国及南亚各国的外交智慧和治理能力。
      南亚地区是多个宗教的发源地,诸如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在当前的南亚地区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宗教的复兴以及宗教对世俗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在南亚国家中也有着清晰的体现,同时也外溢到了外交领域,成为这些国家内外政策变迁的重要影响变量。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如果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硬性骨架的话,以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为基本内容的交流沟通则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经脉,是一种软性的力量支撑,宗教公共外交是其重要形式。如何实现中国与南亚的友好宗教交流,推动宗教公共外交在南亚地区的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宗教文化与“一带一路”
      三十年战争的结束催生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此“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世界性的世俗化趋势让宗教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逐渐疏离。而近几十年来,非世俗化趋势的发展以及宗教在全球的复兴则让宗教再次成为国际关系中影响力不断提升的软力量,尤其是“9·11”事件以后,宗教回归国际关系的中心场域。正如学者所言:“人群聚居之处,必有宗教痕迹。”
      随着部分国家宗教化程度的加深,宗教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对外交的关注和影响也在持续加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各大宗教教义中所倡导的宽容、仁爱、和平、忍让等理念已经成为人类交往所遵循的一般性原则,推动着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比如《古兰经》就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识。”这正是注重人类同呼吸、共命运的和平共处理念的真实呈现。另一方面,因宗教而引发的冲突与战争也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痼疾。如何更好地发挥宗教的正面作用而弱化其负面影响,是当下各国共同探索和思考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希望通过推动沿线各国和地区的民心相通,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自古丝绸之路就不仅是经贸之路,而且是文明互鉴和宗教传播之路,有学者甚至将古丝绸之路冠以“宗教之路”的称号。如今,“一带一路”作为一项沟通不同文明和宗教的合作倡议,既包含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也存在着因教义差异而导致的分歧甚至冲突。这种双重特点决定了在建设过程中,沿线国家的政府和人民要超越历史恩怨,以相知相交、和平友好的合作交流替代曾经的宗教与民族冲突,为双边与多边的合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何亚非先生说:“宗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至今被人传诵,并成为中印、中日关系强大的文化纽带。”历史上,中国与南亚国家之间的佛教交流就是彼此认知和实现文明互鉴的重要形式。可以说,丝绸之路推动了宗教的传播,而中外的宗教文化交流又推动了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就当下来看,宗教传播与交流所产生的软力量可能比政治结盟或者经贸合作等基于现实利益而形成的硬力量更有韧性和更加持久。
      中央《关于加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软力量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助推器,要加强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建设,推进舆论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舆论支持、文化条件。而软力量建设中,宗教作为文化存在和传播的重要形式,对于激发文化的道德引领和感召作用意义重大。
      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有着影响地缘政治的巨大能量,“一带一路”建设必须特别关注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安全风险系数大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宗教传播和文明对话,充分发挥宗教公共外交的作用。“世界上许多问题的产生,都与沟通不畅造成隔阂有着密切关系”,低阶政治层面的“民心相通”不失为化解高阶政治层面互信难题的有效路径,而宗教所独有的倾听和传播能力也早已跨越国界,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民心相通的重要润滑剂。
      宗教传播:中国与南亚交往源远流长
      在古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通过密切的往来交通实现了文明的互鉴和宗教文化的传播,以双向的互动推动了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深层次交流,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民心相通”的活力。中国与南亚地区的宗教交流是由西汉时期佛教的传入开始的。早在张骞出使西域时我国就已经知道了印度和佛教的存在,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开启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形式。东汉以降,蔡愔、法显、玄奘以及鸠摩罗什、菩提达摩、觉贤、尺尊公主、阿尼哥等都为中国与南亚的宗教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印度为其曾向周边地区特别是中国输出它的宗教与文化而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文化优越感,尼赫鲁曾指出,“印度文化传统经过五千年的侵占及激变的历史,绵延不绝,广布在民众中间,并给予他们强大的影响”,而在文化的傳播中“中国受到印度的影响也许比印度受到中国的影响为多”。其中,宗教的传播是影响最大的方式,而宗教的传播也推动了印度科技和艺术等在亚洲乃至世界的蔓延。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种双向交流互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与南亚尤其是印度地区的宗教文化交流,在早期的中外交通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而由高僧大德所推动的以佛教为主要内容的宗教文化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发展,佛教早已成为中国影响力巨大的本土化宗教。在尼赫鲁看来,“中国曾向印度学到了许多东西,可是由于中国人有充分的坚强性格和自信心,能以自己的方式吸取所学,并把它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体系中去。甚至佛教和佛教的高深哲学在中国也染有孔子和老子的色彩”。同时,这种交流也使得中国的本土文化得以西渐,南亚地区对中国的儒道思想有了基本的认知,并将其继续西传到欧陆地区,有力地扩大了中华文化在古代世界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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