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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类型化研究

    时间:2021-07-01 16:0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摘 要】多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存在形式,其合法性建构在各民族群体对国家认同的基础上,然而“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这两个根脉相通的孪生体并非在发力时始终保持一致,有时候甚至会出现背离现象。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症结,“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时刻警醒着各国政治家对民族政治的重视。在建构各民族群体对国家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曾经采用“移动边界、纯净化、文化同化和认同组合”等路径或几种路径的互动组合。在我国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际,批判和借鉴西方多民族国家建设经验,有助于加强我国的多民族国家建设。
      【关键词】多民族国家;类型化;民族建设;国家建设
      【作 者】严庆,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平维彬,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民族政治学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4,D0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8)03-0001-008
      本文讨论的民族建设、国家建设和多民族国家建设,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情境中进行的讨论。民族国家作为认同政治的产物,其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的复杂性源于康德(Immanuel Kant)式的基于集体意志自由而产生的“集体忠诚冲突”,即多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群体对自身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之间的矛盾”[1 ]。这种“集体忠诚冲突”普遍地表现在当今世界大部分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与实践之中,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生前最后一本书——《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提到的“即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刻遭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威胁”[2 ]10-11。因此,如何引导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族类群体(族群、部族、原住民等)对国家的自觉认同,以及对国家政治屋顶下各项制度、法规、政策的自觉遵守,成为多民族国家民族建设的主要政治使命。
      一、民族建设、国家建设、多民族国家建设
      民族作为政治认同的共同体,国家作为权力运作、制度实践的共同体,多民族国家作为族类群体集结共同体需要不断的建设(也有学者使用“建构”一词)。
      (一)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
      在讨论民族建设(Nation Building)之前,首先要明确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民族”内涵。民族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从早期的“民族主义双父”①(the twin founding fathers)到20世纪60-80年代之间涌现出的一大批民族主义研究学者①,他们虽然都试图为“民族”下一个科学而全面的定义,但事实上,“民族根本不可能具有恒定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定义” [3 ]5。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得出了一些界定现代“民族”的标准谱系:地域、语言、文化传统、经济生活、历史记忆和责任使命等等。
      基于“主观论”和“客观论”的视角,不同的民族主義研究学者给出了不同的民族定义。厄内斯特·盖尔纳认为:“民族是共享同一种文化的人的信念、忠诚和团结的产物。” [4 ]7约瑟夫·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共同体” [5 ]20。这里,笔者较倾向于安东尼·史密斯式的跨越“主观—客观”标准谱系的定义方式,并认为民族是“具有族称,占有领土的人类共同体,拥有共同的神话、共享的历史和普通的公共文化,所有成员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共同的权利和义务”[6 ]14。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性的文化因素和建构因素,[7 ]2在塑造民族和国家的同时,也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政治秩序。因此,在民族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借助“民族主义”的理论工具,也要结合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环境。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民族建设的本质在于创建基于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习俗而产生的民族认同。[8 ]168福山提出的民族建设,既可以通过自上而下式的国家实施的语言、宗教和教育政策来完成,也可以借助自下而上式的诗人、哲学家、宗教领袖、小说家等无由接近政治权力的个人来完成。福山的论述道出了民族建设的具体路径。
      (二)国家建设(State Building)
      世界政治的现代化历程始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型,民主政治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发展与合法性建设的主要内容,也恰恰是由民族国家为其设定了“民主”的疆界。从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来看,在“达到丹麦”②的途径中既需要民主与法治的协同向前,也需要有强大的国家建构来支撑。国家建设作为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建设的系统性工程,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其内容和目的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周平认为,在民族国家之前,曾存在着“城邦国家、帝国、王朝国家”等不同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人类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形式,实质上是一种保障民族认同国家的制度安排”。 [9 ]碍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处仅选取了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建设进行论述。民族国家时代的国家建设,往往与“认同、整合、民主、统一”等关键词交织在一起,几乎所有有关民族国家时代的制度性建设,都围绕着这几个核心词汇而展开。
      在福山的政治哲学中,并非国家建构的戏份越多越好,而是要寻求“政治三维论”系谱中“国家(the state)、法治(the rule of law)和负责制政府(accountable government)”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尤其是民主制国家的现代表现形式——民族国家,其国家建构历程或是在战争的强大压力下,或是在漫长的政治改革中,或是以民族认同的形塑力,抑或以此三要素的任意交叉搭配中来完成。从民族国家政治发展的意义上讲,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是指国家为保障和巩固各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持续政治认同而进行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国家建设的过程虽杂糅着“整合与分散”“统一与分离”“认同与排斥”“稳定与冲突”[10 ]等多重矛盾,但保证各民族群体对国家持续而稳定的政治认同的根本目的始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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