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到来了吗

　　
　　文明的冲突是不是主要矛盾
　　
　　章百家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文明的冲突”这个话题发挥到极致，其中包含不少十分精辟的见解，很值得人们思索和玩味。不过，用“文明的冲突”作为解释冷战后国际政治变动的主要范式则十分可疑。因为这种冲突或碰撞古已有之，并不新鲜。这个范式可以作为解释现实的一个工具，也可以用来解释历史。
　　我以为，文明的冲突与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有相似之处。它是国际政治冲突的背景之一，在冲突发生之后又起着催化剂的作用，但它并不是导致现实冲突的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文明的冲突可以看作是一种广义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如同冷战一样，在意识形态冲突的背后，隐藏的是现实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利益的冲突。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范式，“文明的冲突”与“冷战”不同，我们在使用“冷战”这一词汇时，并没有将它完全看作意识形态冲突，这个词汇是对两大阵营对峙状态的一种描述。把当代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看作是文明的冲突，一方面，它太宏观了，是一种大历史的观念；另一方面，它又以偏概全，只是一个侧面。
　　总之，我不认为文明的冲突是当代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把文明的冲突当作现实的世界的主题，用以指导行动，将十分危险。
　　
　　叶卫平
　　我认为，国家之间的文明差异是导致国际冲突的一个因素，但不是冲突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仍然是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因此，文明冲突可以成为国际矛盾中的一部分，但不可能成为国际主要矛盾。
　　
　　秦亚青
　　文明冲突不是、也不应该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
　　主要原因有二。第一，亨廷顿以宗教界定的“文明”，是否能真正成为一种冲突的实体，还很难说，因为当今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仍然是民族国家，非国家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等）的作用也在日益加大。这些行为体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进程。“文明”无法构成世界政治的行为体，同一文明内部的国家、同一文明内部的民族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第二，即使我们承认“文明”可以作为世界政治的主要行为体，也承认文明之间存在冲突和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至少还有着两种结果：一种是矛盾上升，成为世界政治主要矛盾；另一种是矛盾通过文明的和解得以消除。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两种文明相遇，并不必然成为不可化解的矛盾的两个对立面，更非必然发展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文明之间的矛盾是化解还是升级，取决于文明以什么方式进行互动，也取决于不同文明在互动中产生的文明间文化。
　　譬如，在9.11之后，如果主要当事国，尤其是美国，将事件视为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那么，“文明冲突”上升为世界政治主要矛盾的可能性就很大。这样，就真可能出现亨廷顿所说的那种以宗教定义文明、以冲突为文明相遇的必然结果的格局，甚至出现文明之间的重大战争。
　　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在9.11之后都极力避免和排解的正是这样一种结果。除了拉登之外，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和政治领袖试图把这一事件定义为文明冲突。亨廷顿本人也坚决否认。所以，事件的性质是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较量，而不是文明之间的争斗。从这个意义上看，文明冲突是否会是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观念和根据这样的观念所界定的目标、采取的战略和实施的政策。9.11事件反映出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成员具有这样一种共识，即文明冲突不是、也不应该成为世界主要矛盾。
　　
　　潘维
　　我想就“文明冲突论”讲三条逻辑相关的东西。首先，它是一个很浅薄的东西，亨廷顿讲的是一个大白话。所有的国际冲突都和文明冲突有关，但所有的国际冲突又都不是文明冲突。第二，所有的国际冲突都是权势之争，说到底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领导的位子，哪里就有争夺、造反。第三，造反、冲突就得拉帮结伙，就要结盟，最方便的工具就是文明、宗教。所以，文明是权势之争的外衣和工具。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什么?不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掠夺嘛，结果是基督教的十字军把自己的兄弟——东罗马帝国打得不轻。美英两国在19世纪曾展开激烈的斗争，美国说这是文明冲突，是新大陆的文明与旧大陆的腐朽文明之争。冷战时期美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是文明冲突吗?其实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权势之争。我们把它归结为“争霸”，是很准确的。所以我说，所有的国际冲突都与文明相关，但又都不是文明的冲突。再补充个有说服力的例子。在美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中，与那些保守的国家关系很好，而与那些进步一点的，与西方文明更靠近的国家，像伊拉克、利比亚、伊朗，反而关系坏。这个奇怪现象不正反映了披着文明、宗教外衣的权势之争吗?
　　
　　有没有主要矛盾
　　
　　章百家
　　当前的国际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国人最喜欢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国人比较习惯的一种思维方式。近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就主要矛盾的问题有过不少论断，例如战争与和平的矛盾、民主与反民主的矛盾、两大阵营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矛盾、南北矛盾、霸权主义与反霸的矛盾等等。但以往的历史经验表明，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也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每一种说法的合理性取决于谈问题的视角。国际主要矛盾倒底是什么，其实从来没有被说清楚过。
　　在战争时期，阵线分明，目标明确，主要矛盾比较突出。但在和平的常态下，要找一个能够解释各种主要现象的主要矛盾是十分困难的，当它能够同时说明种种现象时，很可能它也就什么都说明不了。当然，我们总还是想试一试。
　　
　　秦亚青
　　我和百家有同感，如果老是以一种找主要矛盾的思维方式看问题，可能会影响我们思维的开放性。对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寻找与判定，是国际政治研究人员在辩证思维影响之下的一种努力。在亨廷顿之前，西方学者对于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认识大体有三种：结构性矛盾、意识形态矛盾和阶级矛盾。结构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是霸权国与上升的主要国家之间争夺权力而必然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强调政治思想意识的人认为不同意识形态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认为这是一条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主线；还有人认为阶级矛盾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尽管它是表现在国家方面：不同国家的政府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冷战之后，意识形态对立的消失和苏联的解体，似乎无声地化解了前两种矛盾，而阶级矛盾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在西方占据主要地位，所以，以冲突性矛盾为基本思维方式的人试图去发现新的主要矛盾，这就出现了文明冲突论。
　　再看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一些论断。有些学者曾提出过西西矛盾是主要矛盾、南北矛盾是主要矛盾、霸权国与上升国家矛盾是主要矛盾等多种假设。但是，要证明这些就是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也绝非易事。西方国家在冷战后的重大国际问题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确实存在，尤其是经济利益和其他方面的利益，但它们往往可以通过制度性措施加以解决，不至于达到极端严重的地步。南北矛盾错综复杂，有时很难界定，但是似乎毫无主要矛盾的持久性和明显性等特征；霸权国和上升国家也有矛盾，但是合作也不少，而且越来越希望能够得以协调。
　　
　　潘维
　　百家的说法挺有意思，我想进一步阐明的就是：没有什么“世界的”主要矛盾。巴勒斯坦人眼中的主要矛盾和我们眼中的主要矛盾怎么能一样呢?美国人和法国人理解的主要矛盾怎么能是一回事呢?因此，没有什么“世界的”主要矛盾，主要是看这个矛盾对谁而言。
　　
　　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主要矛盾，它是什么
　　
　　“失序”和“有序”章百家
　　我更倾向于把现实世界看作一个大系统，各子系统之间是互动关系。以这种观点来看，当前国际主要矛盾是“失序”与“有序”的矛盾。世界开始进入“失序”状态大概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进入“失序”状态的特点是国际突发性事件增加。最典型的当属海湾战争、苏联解体、9．11事件。事实上，在两极格局解体后，原先积累的大量国际矛盾爆发出来。不仅在国际政治方面，在国际经济方面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从拉美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风暴，再到全球性的经济衰退，都表明原有的经济体系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普遍要求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经济全球化和各国越来越重视经济发展，又为建立这种秩序提供了动力。我认为，这种动力迫使世界各国不得不进行合作，对“失序”的程度进行控制，尽管政治经济方面的冲突不可避免，但有可能被限制在局部地区、局部问题上，而不致出现“大失控”的状态。
　　我们可以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美国在其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当冷战结束时，美国有理由相信在建立新秩序时它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人算不如天算，历史的演进并非如此。在建立21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时，美国却处在相对衰落的地位；而其他力量和其他国家的地位则相对上升。当然，美国仍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但它的脆弱之处也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更为明显。美国想在各方面占有如同以往那样的支配地位，几乎不可能了。
　　
　　“资本全球化”与“贫困区域化”、绝对安全与相对安全叶卫平
　　我的看法是：第一，从国际经济角度分析，当前国际主要矛盾表现为“资本全球化”与“贫困区域化”之间的矛盾。
　　在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中，资本来去非常灵活，但曾经为它们提供大量利润的发展中国家却只能留下来承受危机的浩劫。由于发达国家可以通过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把生产过剩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去；由于金融衍生工具在推动发展中国家进入一体化机制，特别是金融市场一体化机制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场金融危机，不是以美国为起点，而是以墨西哥为起点；危机的进程不是从日本到泰国，而相反是从泰国到日本；危机的地区分布主要集中在各新兴区域市场内；危机具有多发性和长期性，生产过剩的内容也与七八十年代的结构性过剩有所不同，具有比较全面的生产过剩特点；危机的主要表现形式虽然也是诸种危机的交织并发，但金融危机的色彩尤其强烈，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打击特别沉重。
　　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困区域化，不能不激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矛盾，激化区域内的各种矛盾，由此产生了各种冲突。美国冷战后的三次重大对外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都与美国的经济周期直接相关。
　　第二，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当前国际主要表现为谋求绝对安全与维护相对安全格局之间的矛盾。
　　资本全球化所导致的贫困区域化，带来了各种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2001年12月12日，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正式宣布退出《反导条约》。虽然布什总统在讲话中表示，此举是为了“免遭恐怖分子和流氓国家的导弹袭击”，但美国一旦建立起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国际相对安全格局也就被美国的绝对安全体系打破了。
　　冷战后，美国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美国有人甚至认为，用“超级大国”来描述当今美国的世界地位已经不够，世界已经是单极化而非多极化，美国要奉行保持这种单极化所必须的单边主义政策。美国希望，通过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实现自己的绝对安全。而美国绝对安全了，其他国家则可能陷于绝对不安全的状态之中，从而使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国际军控和裁军领域的30多项军备协议都是在《反导条约》的基础上达成的，因此废除《反导条约》必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包括外空军备竞赛。
　　在建立绝对安全的战略构想下，美国在武器装备的研制结构上进行了一系列由欧至亚、由海向陆的调整。种种新式武器装备研制计划付诸实施后，美军的战斗力将比现在增强一倍以上，美国的绝对安全体系得以立体化和全球化。就立体化而言，美国的军事高边疆将延伸到属于整个人类的太空和深海；就全球化而言，美国战略和战术打击力量不仅能够参与“不同文明的临近国家之间”和“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冲突，还可以深入到非西方文明地区或者国家的内部作战，从而真正建立起美国的全球霸权。
　　在核战略均衡的格局下，像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可以不参加全面的军备竞赛。现在，核大国也必须全面卷入军备竞赛，因为自己的核威慑能力届时可能被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所剥夺，核大国也将成为核“人质”。如果不建立强大的常规力量，也可能遭到大规模的常规侵略。因此，谋求绝对安全与维护相对安全格局之间的矛盾将使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使许多已经熄灭的热点死灰复燃，使许多潜在的安全问题成为急需作出战略抉择的现实问题。
　　
　　全球化与制度化秦亚青
　　我虽然不主张时时事事寻找主要矛盾，但如果按这一思路来想，那么我觉得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或诸矛盾中比较明显的矛盾，可能是全球化与制度化之间的矛盾。我们都认同全球化是当今的潮流。似乎有一个共识：既然全球化是时代的潮流，不管愿意不愿意，无论机遇大于挑战还是挑战大于机遇，你都无法避免进入全球化进程，也都无法避免受到全球化过程的影响。在这种形势之下，全球化进程的参与程度是非常高的。并且，由于全球化进程高速运动，参与的速度也是很高的。高参与的程度(全球化广度)和高参与的速度(全球化速度)是当今全球化的明显特点。
　　正是由于这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国际社会制度的缺陷也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制度化的重要因素，是国际社会中的机制、规范、规则等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以规范全球化进程中世界政治行为体的行为。如果制度化程度不能适应全球化的速度和广度，国际社会就会发生重大的不稳定现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就会表现出来，甚至出现体系危机。
　　现行的国际制度存在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充分性不足。许多随着全球化而来的问题无法在国际制度框架中解决。如恐怖主义活动，又如自由贸易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第二，有效性不足。如对冲突的管理与解决缺乏能力，使得区域和次区域不稳定成为冷战后的一大难题。另外，对全球范围内生产关系的协调和财富分配等问题无能为力。第三，合法性不足。现行国际制度基本上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二战以后确立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价值观念。其代表性不充分，其合法性也就受到质疑。冷战以后美国采取的多次单边行动一方面说明国际制度充分性和有效性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人们对某些国际制度合法性的怀疑。
　　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还有一个根本性问题：全球化带来了重大的观念变化，如对环境、弱势群体等，现行国际制度表现出观念的滞后。一方面是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普遍和迅速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是国际社会中的机制、规范、规则等制度性因素的匮乏、低效和合法性不足；一方面是国际社会成员的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发生了很大变化，全球政治文化也在发生很大变化，另一方面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滞不前。制度化落后于全球化，制度无力包容全球化潮流，各种问题或者浮出水面，或者随之而来。
　　如果说，当今世界主要矛盾，或者比较突出的矛盾，是全球化和制度化之间的矛盾，那么，推动世界政治良性发展的根本，是加强国际制度的充分性、有效性和合法性，使之能够跟上或超出对全球化进程参与的广度和速度，符合全球化带来的新的观念。
　　
　　谁的秩序潘维
　　对百家说的“失序”与“有序”之争，我想再进一步，是看对谁而言的、什么样的秩序。谁也不反对有秩序，都需要生活在秩序之中。南非过去有秩序，那就是种族隔离，压迫黑人的秩序、白人的秩序。黑人受压迫，以致要反抗，秩序就被打乱；等黑人反抗被镇压下去，秩序又恢复了。黑人反抗胜利了，秩序也恢复了，只不过那是消除种族隔离、对黑人比较公平的新秩序。
　　
　　争夺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阎学通
　　我同意刚才百家讲的一点，主要矛盾从不同角度看得出的结论是不同的。刚才几位讲的就有三个角度。百家和亚青从秩序角度看，一个提出“失序”与“有序”，一个讲“全球化”和“制度化”；卫平从经济角度看，讲了“资本的全球化”和“贫困的区域化”；潘维则从社会性质看，谈了压迫与被压迫、统治与反抗。
　　百家讲的有一点我又不同意。其实用找主要矛盾的方法来分析社会，这种方法在西方也常用。如乔治·凯南在二战后提出的意识形态之争就有相当大的主导性。亨廷顿其实是想作冷战后的凯南，只不过他看问题没看准而已。但这说明冷战后大家都想找出一个范式，能比较广泛地解释当前的国际社会。
　　“文明冲突论”的最大问题是，所有现在看到的(冲突)例子都不能被解释为是文明冲突导致的，就连9.11恐怖事件也是这样。恐怖主义只是一种手段，谁都可以用。连美国现在在反击恐怖主义时都提出要废除禁止在海外进行政治暗杀的法律，这其实是不排除海外政治暗杀手段，即不排除用恐怖手段对付恐怖主义的选择。这次这么多阿拉伯国家支持美国反恐(甭管是屈服于压力还是为自身利益计)，说明矛盾核心性质不是文明问题。如果主要是文明问题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15岁的美国白人中学生，典型的基督徒，没有任何吸毒、偷窃等毛病的“好孩子”，会同情拉登，效仿9.11分子驾机去撞美洲银行的大楼。
　　谈世界主要矛盾，我想从制度角度讲。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说到底就是权力之争。争天下古已有之，将来也还会有。但我们为什么老要讨论主要矛盾问题呢?这是因为，争霸这个核心性的矛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不同。农业社会时期争的是土地，形式是封建君主抢占土地；工业社会时期争的是资源，形式是掠夺殖民地；到信息社会争的可能是人才，形式是什么样现在还看不出来。
　　关于主要矛盾，我定的标准是：一，它一定是主要行为体之间的矛盾。二，它一定是带有战略意义的矛盾。三，它一定是影响许多国家的矛盾。从这三个标准看，我认为今天的争夺是制度之争。亚青讲是全球化和制度化的速度不一致，我体会是矛盾不在速度上，现在争夺的是制定规则的权力。说白了，就是这事得“我”说了算，按“我”说的规矩大家来执行。美国对中国加入WTO的担心，不是你进来后占了多少市场，而是你进来后有了修改规矩的权力。主要矛盾是制度制定权之争。表现在9.11之后的国际政治领域，如反恐，什么是恐怖主义，这个定义谁来下?为反击恐怖主义而对一个国家采取武力是否符合国际规范、规则?这个规则能不能被世界各国接受?这就是当前的一个重要矛盾。
　　
　　章百家
　　世界从原先的“两极秩序”，发展到现在一定程度的“失序”，再重新整合为新的“有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处在什么位置？中国应该发挥什么作用？这是我们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世界是由多种文明组成的，这种看法已被世人所接受。文明之间会有冲突，也会有交流和融合。未来世界谁能占优势？那要看哪一种文明更具有兼容性，更具有亲和力。我想，中华文明是有这种历史底蕴的。如能审时度势，中国在构筑未来的国际秩序时必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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