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来源及研究理路
时间：2021-06-28 04:00:5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规范性;社会学;人类行为学
[摘 要] 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法兰克福批判社会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关系“批判转向”的主要理论家都深受其影响。如今该学派虽不再代表国际关系理论中对正统观点的最主要挑战,但仍然是后实证主义理论中极具影响的流派之一。迄今为止,该流派研究议题十分宽泛。本文从规范的、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三大维度对该流派的发展进行梳理。保持普世主义特征,围绕排斥、对话、差异、苦难和伤害等主题尝试重建现代性方案和探究政治共同体新形式是该流派的总体研究理路。
[中图分类号] D8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257-2826(2009)09-0070-09
20世纪80年代初,居于国际关系理论正统地位的新现实主义越来越缺乏解释力,在世界现实问题面前显得力不从心。与此同时,各种非主流的国际思潮暗流涌动,并最终在此时汇合成一股批判的洪流,向处于话语霸权地位的主流理论发起猛烈冲击,开启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批判转向”,而首当其冲者就是后来被称为“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Frankfurt School critical theory in IR)。二十多年来,国际关系理论已经十分不同,各种非主流理论在国际关系学科中已经有了巨大影响。实证主义主导且带有浓重“科学”味道的美国学术领域已经将各种批判理论元素深深吸纳其中,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十分有影响的“结构主义转向”(constructivist turn)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批判转向的诸多方面。在欧洲和英国,各种批判理论与焕然一新的英国学派构成了国际关系学科的主要方面。如今的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虽然不再在对正统观点的挑战中起中流砥柱的作用,但至今仍极具影响。本文尝试对该流派的思想来源和二十多年来的研究理路进行探讨梳理。
一、法兰克福学派及其与国际关系“批判转向”
国际关系法兰克福批判理论最直接的思想来源是法兰克福学派。该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由团结在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周围的一批著名社会学家所组成的一个影响较大的社会哲学流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克海姆、阿道尔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因借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提出并构建了自成体系的批判社会理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了所谓的“彻底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自启蒙运动以来整个理性世界已经坠入实证主义思维模式的深渊,在现代工业社会中理性已经变异,它不为自由而为奴役服务,科学和技术也发挥着“统治”和“意识形态”的功能。因此,为求得人在精神方面的真正解放,现代社会中包括理性、科学和技术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都在批判之列。20世纪60年代末期以后,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新一代批判社会理论家,虽然改变了早期激进的批判立场,调和了批判社会理论与实证主义的紧张关系,汲取了实证科学的一些方面,但理性批判这面大旗始终未曾丢弃过。[1](preface)法兰克福学派对人类解放主旨的弘扬、对工具理性的贬低、对实证主义的反驳、对知识批判功能的推崇、对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的讨伐,实际上是对整个现代性的深刻反省,它不仅引发了20世纪中期关于认识论的哲学大辩论,也对包括国际政治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①。
1981年,罗伯特•考克斯(Cox)、理查德•阿希利(Ashley)两篇文章——《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政治现实主义和人类旨趣》发表,次年安德鲁•林克莱特(Linklater)教授的专著《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和公民》出版,三位学者对当时主流理论的批判作品不仅揭开了国际关系学科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批判转向”,而且还使得法兰克福学派这一著名的社会科学思潮进入国际关系领域。三员批判大将的理论各有差异,但在那时,他们的一个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深受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社会理论的影响,并将之应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分别提出了一些富有创新和意义深远的国际政治理论见解。考克斯在霍克海姆“传统理论—批判理论”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问题解决理论”和“批判理论”的著名分类,并以“新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理论是‘问题解决理论’”的命题,以及“知识从来服务于特定的目标”的论点为后人所广泛推崇。[2](P126-155)
而阿什利汲取了法兰克福学派解放、公正的主旨,使哈贝马斯的“三种旨趣”——技术工具旨趣、实践旨趣和解放旨趣的分类不胫而走。所谓技术工具旨趣旨在理解如何扩展对自然和社会的控制;实践旨趣目标是理解如何创造和维持共同体的稳定;解放旨趣则为了识别和消除不必要的社会束缚和规则。阿什利指出,这三种旨趣组成了知识的内涵,构造出主体的分析模式,揭示了知识“价值中立”的难处所在,摧毁了旧式的主体/客体的区分。强调如果缺少解放者的目标,有关社会的知识也是不完整的。而在新现实主义那里,实证主义代替了原有的历史、价值、反思和实践关怀,使无政府状态上升到一种物化的国际结构,国家只能在它的统治下行事,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在其主导和解释下的国际政治理论由此而堕落成一种技术统治工具、一种问题解决理论。[3](P204-246)为了正本清源,解放国际政治理论中被压抑的实践旨趣,有必要抵制新现实主义的实证主义技术统治。
林克莱特也从法兰克福学派尤其是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中获得了启迪,他把哈贝马斯的理性分类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的分析之中,提出了技术—工具理性、道德—实践理性和战略理性的分类。技术—工具理性是指学习如何控制自然,道德—实践理性是指学习如何建构秩序和社会公意,战略理性则是指在实际或潜在的冲突情势下如何把握和控制他人。在国际政治理论界,技术—工具理性与强调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密切联系;道德实践理性与受批判社会理论影响的革命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之间有内在一致性;战略理性则与新现实主义密不可分。[4](P32)新现实主义最应当检讨的是它对人类解放机制的忽视,它实际上限制了个体对自由的追求和对人类解放的期望。因此,与人类自由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证。[5](P198)为此,需要开启一种“有着解放意图”的历史社会学,以解释国家是如何被人类历史所建构,特别是要解释那些促使主权国家形成并将国家与外部世界疏离的社会纽带,又是如何随着历史变化而变化的。之后,林克莱特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政治共同体的转型,是以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为基础,强调发展一种不受任何歪曲的沟通概念和公开对话的社会学习,重视国际间沟通理性或道德实践理性的作用,致力于通过自由对话决定国家边界的道德意义,通过与所有其他人的公开对话促进与不公正排斥相决裂的后主权时代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6](CH4)近年来,林氏新进阐发的“伤害观”也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尤其是早期思想家的思想中汲取理论养料。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和方法在林氏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
因此,在国际理论中主要受法兰克福学派影响的批判理论被称为“国际关系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也有称“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也有些学者直接称该流派为“国际关系批判理论”(the critical theory in IR)或“批判理论”。此外,在学术界的广义和狭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区分中,广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是指对主流理论持批判态度的几乎所有国际关系学说,也被称为国际关系非主流理论、后实证主义或反思主义理论。而狭义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专指“法兰克福学派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和“新葛兰西”批判理论(“neo-Gramscian” critical theory)①。批判风暴之后的阿什利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而考克斯则更多地关注国际制度和经济组织研究,在促进“新葛兰西”批判理论方面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只有林克莱特,始终秉承法兰克福学派的精神,在其批判理论研究的不同时期,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追求在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展现得最为充分。该学派的主要学者还有马克•霍夫曼(Mark Hoffman)、D•劳埃德•琼斯(Deiniol L. Jones)和肯尼斯•贝尼斯(Kenneth Baynes)等,[7](P5)而林克莱特则被誉为“国际关系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家”。[8](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