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危机:困境\根源及其解决机制
时间：2021-06-27 12:01: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债务危机在全球化时代成为愈益常见的经济现象，它不仅发生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发达国家。那么引致债务危机的根源究竟在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本文对此展开剖析。文章认为，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影响、虚拟经济超越实体经济以及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是引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因素，而经济、政治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政策选择则是解决债务危机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金融资本主义
作者简介：王西民(1966—)，女，上海财经大学学术期刊编辑部(上海，200434）。研究方向：宏观金融。
21世纪前后，世界上先后发生了两次影响广泛、规模巨大的债务危机，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世界国家债务危机，即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另一次是2008年之后的欧洲债务危机，即发达国家债务危机。这两次债务危机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次生灾害，不仅严重伤害了债务国自身的经济运行，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正常运行也造成强烈冲击，甚至对世界政治形势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认识债务危机的本质，以建立有效的债务危机防范机制，这是当前各国政府（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债务危机困境
债务危机是指一国政府因国际负债过度而无法按期履行债务偿付的现象，其严重后果是宣布国家破产而推迟偿还时间或进行债权重组。衡量一国债务负担能力的主要指标有外债清偿率指标（应偿还债务与出口收入的比率）、负债率（外债余额与GDP的比率）、债务率（外债余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和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其中外债清偿率指标超过20％、负债率超过30%以及债务率超过100%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百分比超过3%，意味着外债负担过重而面临债务风险。因此，一国的经济实力、增长前景、财政弹性、货币稳定性以及社会风险等都是保持债务安全的重要因素。
(一)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世界上殖民地国家绝大多数摆脱了殖民国家的军事管制和领土占领，纷纷走上了政治独立的自我发展之路；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走上利用外资发展国民经济道路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更加严峻的经济统治。［１］(16-18)这种经济势力的不均衡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以拉美债务危机为导火索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最终爆发，1982年8月墨西哥因无力偿还810亿美元的贷款利息宣布延期偿还债务，随后巴西、阿根廷等数十个国家也纷纷陷入此困境。截至1982年底，发展中国家的中长期外债总额高达5290亿美元，其中拉美国家高踞榜首，仅巴西（890亿）、墨西哥（830亿）、阿根廷（390亿）三国就占41%以上，三国的外债清偿率甚至高达三位数，其他非产油发展中国家外债清偿率也达22.3%，外债清偿能力急剧恶化。［２］(37-41)1986年后非洲国家的负债率高达50%以上，债务率也在100%以上，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塞内加尔、尼日尔和坦桑尼亚都为债务严峻的国家；亚洲国家的总体债务负担状况虽然好于拉美和非洲，但仍然有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债务大国。
这次以发展中国家为核心的国际性债务危机表现出外债总额上升猛烈和债务高度集中的债务特点，其影响的广泛性、深刻性和长期性都昭然若揭。首先，发展中国家出现了严峻的通货膨胀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步发达国家后尘陆续走上工业化道路。就在发展中国家受困于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巨大资金缺口之时，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因其国内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导致国内信贷资金需求萎缩，造成资金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回流。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外资流入相叠加，导致80年代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秘鲁和墨西哥等国都先后出现了三位数字的恶性通货膨胀。［３］(9-16)其次，经济衰退的压力增大。为了延缓偿债时间，发展中国家接受了IMF的救助协调意见，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经济陷入调整之中，债务国经济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与此同时，一方面，从债务国的国民收入看，由于世界经济的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出口商品价格不断下降，使依靠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收入显著减少；另一方面，从债务国的债务负担看，由于美国治理通胀而实行的紧缩政策和强势美元带动了国际资本回流美国，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普遍上升，债务国债务支出显著增大，因此，入不敷出导致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经济衰退，直至21世纪前后拉美等债务国家才逐步走出债务困境，出现了经济增长势头，宏观经济得以稳定运行。(二)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困境
由于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不断加重, 经济步入收缩的调整轨道，国际商业贷款资金逐步减少，国际资金形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净流动，1988年发展中国家资金的流出额超过500亿美元。［３］(9-16)虽然利用外债发展经济引致的债务危机敲响了发展中国家关注经济安全的警钟，但这并不能阻止世界上市场经济本位国家追求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21世纪前后一些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普遍采用了举借外债和引进外资等方式吸引国外资金，外债规模不断扩大，债务风险激增。在欧洲，希腊、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负债率分别从2003年的94.5％、455.72％、329.74％和374.6％上升至2008年的149.25％、930.96％、421.7％和592.82％，债务率分别从2003年的497.72％、599.53％、4207.74％和410.59％上升至2008年的672.63％、1033.01％、5506.96％和523.59％，两个债务指标都严重超过安全警戒线，［4］(62-67)最终2009年底三大评级机构先后调低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随后国际评级机构对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及西班牙等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提出警告，欧元区债务危机一发而不可收。在美国，截至2010年9月30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余额达13.58万亿美元，GDP占比约为94%，2011年5月美国国债达到法定上限14.29万亿美元，2011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至少2.1万亿美元和10年内削减赤字2万亿美元的法案，标准普尔因此降低了美国信用评级，美国债务危机的悬念一触即发。在日本，作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其主权债务因能内部消化理应债务负担较轻，但平均每年40万亿日元的国债增长速度使日本税收缺口日益增大，而持续的经济低迷也无助于债务负担的缓解，特别是地震、海啸和核辐射的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使本已严峻的政府债务更是雪上加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1财年日本国家负债总额将达997万亿日元，债务总水平可能会达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27.5%，由此引发了日本债务危机的悬念，甚至出现了日本破产的预期。
目前仍处于演化中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愈益暴露出金融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激化的严峻性和外在冲击的广泛性。在发达国家，当经济处于生产可能性的边界且缺乏特别突出的生产创造力时，无论是标榜超前消费的美国式资本主义还是标榜超高福利的欧洲式资本主义都难以平衡政府收支，债务负担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在欧洲，债务危机不仅使多个欧盟成员国濒临经济破产的边缘，更直接关系到欧元区的生死存亡。虽然目前德国和法国尚未出现债务风险加大的局面，但受“欧猪五国”（PIIGS）高企的债务拖累，欧元区的整体负债相对GDP的比率已经高达85%，说明欧元区已处于慢性债务危机之中，即债务危机已经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等欧元区外围国家逐步蔓延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等欧元区核心国家。受债务危机影响，首先，欧元区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增强。从短期看，作为应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核心机制——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于2011年10月德国联邦议会通过了其杠杆化方案，EFSF的救助规模将从4400亿欧元扩容至1万亿欧元，这项保卫欧元、缓解危机的举措意味着德国在EFSF框架内要承担2110亿欧元担保，这对德国及其他欧盟成员国无疑是一次严峻考验。从长期看，无论是“外向型”债务危机（如冰岛）或是“外来型”债务危机（如中东欧国家）甚至是“传统型”债务危机（如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其经济结构发展都不均衡，缺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支撑，要彻底解决政府债务问题尚缺乏实体经济的有效支撑。其次，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增强。在欧洲，福利文化曾在经济持续增长阶段深入民心，带来社会经济与政治局势的稳定局面，但是当经济步入衰退轨道时超高福利文化的“无限性”与民主政治体制趋向的“极端性”形成尖锐矛盾，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集中迸发，导致经济低迷和社会动荡。在美国，崇尚美国梦的“99%”正经历着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痛苦，它们通过占领华尔街表达了不堪忍受“1%”的贪婪与腐败，反映出资产阶级金融化所导致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深刻矛盾，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同样突出，这对未来美国债务问题的化解甚至美国社会的长远发展都将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