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行政”之社会公平理论对我国的启示

时间：2021-06-09 12:02:0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新公共行政”思想的产生对现代公共行政的影响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在批判地吸收以效率和经济为中心的传统公共行政基础上，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公平理论，从而把社会公平作为现代公共行政发展的价值核心。我国尚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难题，从“新公共行政”之社会公平理论角度出发，如何才能促进我国的社会公平?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这正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
　　关键词：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政府；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287(2006)02—0044—05
　　
　　一、“新公共行政”之社会公平理论解读
　　
　　随着社会公共行政实践的发展，公共行政理论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演变。按照美国行政学家乔治·弗雷得里克森的观点，大致可将公共行政学发展划为两大阶段：以1968年美国行政学者召开的明脑布鲁克会议为标志，将在此之前的正统时期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新建立的公共行政理论统称为传统公共行政学阶段，而在此之后的则称之为新公共行政学阶段，这一阶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时代的发展迫使传统公共行政学面临着新的命题，由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连续出现了一系列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政府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方面是工业化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是社会的贫富差距也在日益扩大，而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却尚未建立和完善，社会动荡不安。面对新的情况，传统的公共行政学说陷入了困境，由此以乔治·弗雷得里克森为首领导的新公共行政学运动呼之而出，新公共行政学派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将重点放在建立一个有效、经济和协调的行政管理系统的局限，认为公共行政不仅要以经济、有效的方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而且更强调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行政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核心，从而以社会公平为首，并兼效率、经济作为现代公共行政的三大理论支柱来不断推动现代公共行政的变革。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社会治理的主体也呈现多元化。在公共行政领域，行使公共事务的主体亦多种多样，如志愿者协会、非营利组织、公司等等，但就当前我国来说，我以为政府还是行使公共事务的最强大主体。所谓社会公平，乔治·弗雷得里克森指出：社会公平包含着对包括组织设计和管理形态在内的一系列价值取向的选择；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平等性；社会公平强调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回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标……总之，倡导公共行政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使得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
　　“新公共行政”关于社会公平的内涵极为丰富，其理论基础来源于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家约翰·罗尔斯的公平正义思想体系。罗尔斯认为，正义的第一原则也即一个人的最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原则；正义的第二原则包括两个次级原则：第一次级原则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第二次级原则即差别原则，包括：①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罗尔斯认为第一正义原则优于第二正义原则，而在第二正义原则中机会平等原则又优于差原则。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正义原则，社会才会拥有最大可能的公平、正义。同时罗尔斯又提出了代际公平伦理观，认为代际公平的标准就是在“无知之幕”的后面和原初状态中所选择的标准。在“无知之幕”后面，人们可能(而且应该)选择差别原则和作为公平的正义原则，用以指挥他们的道德和伦理判断。新公共行政学派以此来发展自己的社会公平理论，改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推动政府变革，它否定了传统行政片面追求效率和经济而忽视社会公平这一首要价值的理论体系，将为全社会尤其是为社会中最少受惠者提供公平服务的“社会公平”价值观以及有利于代际公平的政策全面运用到当代公共行政的管理理论与实践中。
　　
　　二、当代中国社会公平现状分析
　　
　　从当代中国现状来看，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公平、不公正现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着。首先，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差距在逐步扩大。胡鞍钢博士认为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中国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尽管农民人口最多，但却是最大的弱势群体，受到社会其他阶层的歧视，突出表现为机会不均等，待遇不公正，社会地位低下。例如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看，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对差距出现了“先缩小后扩大”的变化趋势。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33．6元，城乡差距是2．36：1，1984年曾缩小到1．86：1。1985年后开始拉大，到1990年扩大为2．2：1，1995年扩大为2．72：1，2000年扩大为2．79：1，2001年扩大为2．9：1。事实上，在农民人均收入中，还要减去用于生产投资、上缴税费，而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还要加上农民没有的社会保障、住房补贴、交通补贴等等，这一增一减，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就不是3：1，而是5～6：1。从财政税收来看，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2／3，但是政府用于农村的财政支出仅占总支出的10％～15％，2000年农村人口实际人均税费比率为5％，而城镇人口实际人均税率为0．58％。从教育来看，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水平差距比较明显，这反映在人口受教育程度上，2000年我国农村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85年，与城市平均9．80年的水平相差近3年；同年全国3／4以上的文盲、半文盲集中在西部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和国家级贫困县。从城乡居民公共卫生资源差异来看，1980年农村床位数约占全国总床位数的40％，1995年下降为27．6％，而农村人口净增7000万人；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近70％，而公共卫生资源不足全国总量的30％，其比重大大低于城镇，且在不断下降。其次，由于原有基础和主客观条件不同，我国地区发展差距也在逐年扩大。以城乡收入为例，东、中、西三大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1980年为1．11：93：1，1990年扩大为1．26：92：1，2000年为1．40：94：三大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比，1980年为1．28：1．05：1，1990年为1．59：1．19：1，2000年为1．92：1．3：1。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地区发展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不仅表现为人均收入或人均GDP差异大，而且还表现为其他经济、社会指标差异甚大。从各地区看，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占总人口的2．17％，相当于世界的高收入国家；第二世界是天津、浙江、广东、福建、江苏、辽宁，占总人口的21．8％，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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