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教文化看软实力与中外友好的内在联系
时间：2021-06-04 12:00:3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要] 道教文化是中华民族可以“以人弘道、以道感人”的软实力。长期以来，道教在海内外以信仰文化认同建立起了一块可称之为“信仰版图”的国际联系网络，并日渐凸显出其软实力。在文化复兴和推进国际软实力的进程中，要用“以道观之”的大气来促进国际道教的交流，发挥信仰组织的作用，凸显中国文化润物无声的软实力。
[关键词] 道教；软实力；信仰；信仰版图；中外友好
[作者简介] 王琛发：马来西亚亚太研究会会长，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
一道教文化作为信仰世界应对全球和谐的实力因素
重读春秋战国历史，可以发现那是一个众诸侯捭阖纵横的大外交时代，也可以发现儒道两家由此总结出一系列对外关系理论，其中有不少类似当代西方“软实力”的说法。自汉代演变出道教教团，道教自称是继承先民信仰传统，于宗教理论之中发展儒道思想，又是顺应着社会未来演变提出上应天道、泽及生民的世间实践。既然整个道教信仰文化体系是针对“天下”而说的，就不可能着眼于受着空间限制的中国边界，它应该必然包含着面对当今多元世界的依据。事实上，道教传统崇尚“以柔克刚”或“以德服人”，确实与当代西方形容“软实力”的原则类似。但是，尽管古今中外的观念有互相契合之处，毕竟不完全等同，须要重视两者从出发点到终极目标之间的差别。也就是说，作为华人世界传统的信仰文化，道教必须有能力依賴古圣先贤与历代高道的无穷智慧，成就当代华人世界所谓的“软实力”。
根据约瑟夫·奈2004年撰写的《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软实力”作为外交政治使用的“实力”，是可以工具化或可操作的。约瑟夫·奈指出：“软实力主要的三个来源：文化（在能吸引他国的领域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这些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之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是合法的，并且具备道德威信”
Joseph S.Nye，Jr.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M].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4：11.，其概念优势在于侧重“吸纳”（coopts）而非“强制”（coerces）。在中文语境里，“怀柔”也许不完全符合英文coopts的语义，然而，原始道家和儒家经典确实反映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流传的类似的观念。以道家来说，道家回应外界崇尚“以柔克刚”，《道德经》第五十七章主张“以无事取天下”，即是指道教世间实践的理想境界。至于儒家，《礼记·大学》将一切政治归纳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作整体阐释，不同方向多重互扣在同一心性之间，其实践是“民胞物与”——从个人向不同规模的群体以至天下事物层层开展同理同情；而《论语·季氏》在应付对外关系时，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从上述文字可以发现老子在说“如何想”，孔子在说“如何做”。老子指出不论任何时空，“无为而治”都是治理天下的出发点兼终极理想境界。孔子则主张如何“有为”于混乱世间，由小康进大同方能回归大道之行。把这几段文字相互融合，其语境可以概括当代“软实力”内容的“文化、价值观、外交原则”。重视礼乐教化、提出走向大同的价值观，即所谓“软实力”。重视“无为而无不为”，即“软实力”必须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以及应用得宜。
老子在《道德经》中12次使用“无为”，39次使用“不”，20次使用“无”字去体现“无为”的具体含义。《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说“无事取天下”，并从反面指出“有事”取天下的恶果：“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其所抨击的这些做法，按当代西方“软实力”学说，归纳在军事、威权、经济等“硬实力”的概念范畴。
可是，以柔克刚“无事取天下”，是有原则的。“无为而治”的理想，从“无为”引出“无不为”，最大目标在能够求得人事与天道相契。按《易》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当约瑟夫·奈谈到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时，他是从实用出发，强调美国需要“把软力量看作是实施新的国家安全战争所能运用的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绝不能低估软力量在国际机制和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作用。”
约瑟夫·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美国霸权与策略[J].外交（美国），2003（78）.转引自参考消息，20030908.可见，约瑟夫·奈强调“软实力”所关注的“德”，已经趋向“器”化的层次，不一定重视“道”的有无。从中可以发现，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和道教的说法是有着质的差异的。当代“软实力”学说主要是国际政治操作的理念，不重在“道”而在于关注实践性质的“德”。视“软实力”为“器”是一种手段实践，一旦侧重实践层面的使用功能，便可能会过犹不及，摇摆掉落到维护单方面的功利。
约瑟夫·奈重视“国家文化”，是考虑国家本身文化如何“吸引”他人，以达到本国政治价值观的“海内外真正实践”。如此定义下的“软实力”之所以成为“实力”，势难离开国家力量背后的外交运作，否则难以形成加诸他者之上的实力（Power，或可译作“权势”）。而双边关系依赖发挥自身软实力来促进对手的认同，尽管有利于彼此的“和”，但其“有所为”以及其所作所为取决于心性意念的善恶动静。因此，建设软实力正如礼乐之设，不必阐道于具体，否则会如《老子》第十八章所担心的“大道废，有仁义”，长期陷入世间道的层次。
从约瑟夫·奈的概念出发，就可以理清政治或外交学者所谈论的外交范畴上的“软实力”概念，其目的是推动他人实践我方展示的文化和价值观，以达到维护本国在他人身上的利益。他们是从拓展国家利益的需要，视“软实力”为国际战略原则，以期在外交战略和战术领域运用国家力量去促进和带动“价值观”与“文化”，以此对他者形成外交、价值观、文化三者环环相扣的影响力。所以，讨论“软实力”不见得要如《南华经》首先提出的“内圣外王”，不必强调“修身养性”，也不必回归个体的自我“修身”。但是，《道德经》第三十八章认为天下之所以乱，人之所以不服人，以至侵犯他人，归根到底在于“失道”成为一个过程：“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是站在兼顾“道”与“德”两个层次的辩证关联，通贯人事与天道，重视道的原旨以及它如何转化为德的实践。《道德经》第五十七章既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又主张“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实践方向显然不拘泥于软、硬实力，或后来约瑟夫·奈结合两者而说的“巧实力”。老子从各个层面清楚说明，像孔子要实行具体“礼乐”，就是由于失去“道”而须用“礼乐”来维护“德”，最后礼乐也可能沦为“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