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与抗日战争（连载）

时间：2021-05-25 12:02:20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从促成阎锡山联共抗日，到山西抗战特殊局面的形成
　　实现“经营山西”战略，将山西打造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和支持华北抗战的战略支点，其中争取阎锡山联共抗日，是关键的一环。与山西当局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实际上是“经营山西”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真正使得阎锡山再次感到面临深刻的统治危机，使他重新思考、选择生存之道的是红军东征战役。党对阎锡山政策的调整，争取与阎锡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促成阎联共抗日，是在红军东征期间开始的。
　　到1936年2月东征时，阎锡山统治山西已达20多年，作为“山西王”，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如何，对山西的政治走向有决定的影响。要和山西当局建立统一战线，携手共同抗日救国，阎锡山是绕不开的。
　　阎锡山既是一个独霸一方的封建军阀，也是一个一贯顽固反共、反马克思主义，奉行“存在就是一切”生存哲学的政客。大革命失败后，他大肆在山西残酷镇压共产党。还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他就在全省成立了12个“防共保卫团”，并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派遣5个旅的兵力渡河协助东北军、西北军“进剿”陕北红军，大力实施“军事防共”“政治防共”“思想防共”。华北事变时，亲日反共的阎锡山不仅对日态度暧昧，而且在反共问题上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一致。因此，共产党要争取与阎合作抗日，显然决非易事。
　　正是红军东征，如同一石击起三重巨浪，促使阎锡山不得不在“降日”还是“抗日”、“迎蒋”还是“拒蒋”;“反共”还是“联共”这三个关乎他政治统治的重大问题上开始思考其政治取向，并作出政治抉择，而不能再像过往一样骑墙、暧昧、闭关自守。
　　首先，红军东征不仅在一夜之间摧垮了他苦心经营的黄河防线，一个多月内即纵横晋南和晋西北，重创晋绥军，并曾一度有直捣太原之势，使他真切地体会到了红军的凌厉攻势和强大的战斗力;而且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国民党妥协退让的卖国政策和蒋、阎阻拦红军抗日的不义之举，既激起了全国各界爱国民众愈加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深刻地影响和动摇了山西的军心、民心，甚至撼动、分化了晋绥统治集团的领导核心，给阎锡山造成了一种强大的政治压力。
　　其次，红军东征的勇猛攻势和快速推进，特别是中共倡导和大力宣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的新政策、新主张，东征的战略目标更是立足山西，直向绥、冀，实现直接对日作战，从而引起了日本从内阁、陆军本部、外务省到侵华日军关东军、中国驻屯军、各特务机关和使领馆的极度不安和恐慌。东征期间，日本军、政、特各色人等频繁进出山西，侦察、收集红军作战和进军的情况、情报，诱使、逼迫阎锡山“共同防共”，并威胁如果阎锡山拒绝，将支持冀察方面出兵山西，夺山西的地盘，取阎而代之。接着，1936年4月，日本大举增兵华北，5月，又开始策动对绥东晋绥军的进攻，这使阎锡山深感日本侵略对山西日益迫近的威胁，认为：“日人对绥远晋北，在所必取。”因此他“很知山西要有绝大的危难”。
　　再次，应阎锡山之请，蒋介石借增援晋绥军剿灭东征红军开入山西的10个师中央军，由此赖在晋南不走，并利用山西内部派系矛盾，暗中收买阎锡山部下的军政要员，策动河东道独立，以期达到多年来未能达到的消灭异己、“统一”山西的图谋。对此，阎锡山洞若观火，哀叹“我不亡于共，也要亡于蒋”。因此，阎、蒋矛盾再度激化。
　　由于阎锡山一贯的反共立场，其又积极配合蒋介石派兵赴陕北“围剿”红军，并集中重兵拦阻红军东征抗日，因此从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直到东征前期，中国共产党的口号一直是“打倒卖国贼阎锡山”，战役的部署首先是在山西击破晋绥军主力。同时，在东征前线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公开申明：“一切爱国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凡属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本军均愿与之联合，共同进行民族革命之伟大事业。”“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凡属爱国军人，不论积极的与本军联合抗日，或消极的不反对本军及爱国人民抗日者，本军均愿与之进行协商、协定或谅解。”党中央虽然一再释放出愿与一切有志抗日者、包括晋绥当局共同抵御外侮的善意，但这时尚未与阎锡山就建立抗日共同战线有直接的沟通。随着东征战役的发展，尤其是东征之后日方的步步进逼、蒋方企图的日趋明显，党和毛泽东审时度势，科学分析阎在面临急速变幻的政治形势，日、蒋、共三方的重重压力并难以解脱的困境，特别是在中共坚决抗日的爱国行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影响下，既为求自保，又顺应山西人民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大势，有可能转变政治态度，接受共产党的共同抗日主张。因此，东征后期，毛泽东即“曾数数致书”阎锡山及其一些军政要员，虽“久未得复”，但从此开启了直接而切实的争取阎锡山的工作。
　　回师陕北后，毛泽东、党中央将开展北方统一战线、主要是针对掌握军权的地方实力派的抗日统战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尤其是对晋绥方面，更是将之“放在第一位”，通过各种渠道，趁热打铁、不失时机、持续不断、坚持不懈地加紧开展了对阎锡山的多方争取。
　　一是由毛泽东亲自做阎锡山的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从5月回师陕北不久到当年底，先后多次通过亲笔致函致电、派遣代表和释放阎方被俘军、政人员赴晋面见等方式，直接与阎锡山本人及其部属军、政要员沟通协商，坦诚表达共产党和红军与之联合抗日，并望共组抗日联军，红军为国愿受其调遣的真切意愿。提出“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成立谅解，对付共同之公敌”。表示“当前急务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于援绥”，红军“愿附翼尾与国仇相见，于绥、察之间共组抗日联军，推先生为统帅，各军指挥调遣惟先生之命是从。”在山西困局难以解脱的情况下，毛泽东和共产党此时所彰显的无私无畏、团结抗战的民族大义，很大程度上触动了阎锡山本人及其领导核心和骨干人员。在其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成立之后召开的一次会议上，阎锡山要求与会者表明是“联日反共”还是“联共抗日”的态度，结果是绝大多数成员赞同“联共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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