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中央红军的无线电侦察
时间：2021-05-25 12:01:47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毛泽东曾经说过，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行动，是他在战争指挥艺术中的得意之笔。他的战友萧华，则在《长征组歌》中唱响“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毛泽东用兵的确如神，本文也将谈到四渡赤水的确值得毛泽东得意。但用兵如神也罢，得意之笔也罢，依靠了准确及时的情报。
对此，毛泽东也说过。他在率领中央红军完成长征任务后，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时说，“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这里的各种侦察材料，指的就是准确及时的情报。毛泽东对当时中央红军的情报工作，也有形象的高度评价。他说：“长征有了二局，我们好像打着灯笼走夜路。”这里的二局，就是当时的红军总部情报局。这个局有以局长曾希圣为代表的包括曹祥仁、邹毕兆等几名破译敌人密电的高手，正是由于他们对敌电报的破译，获取准确及时的情报，为毛泽东如神用兵打下了基础。
取自国民党军的无线电通信，却先于国民党军开展无线电侦察
破译是无线电侦察的最高境界，无线电侦察则与无线电通信伴生。对于一切装备都取决于战争缴获的中国红军来说，其无线电侦察的建立，不仅取决于它固有的规律，而且受装备来源的制约，又有其特别的过程。
大部队正规战争，要求通信联络的快速和保密。因而，无线电通信一经面世便被用于战争。但对科学技术落后的国民党军来说，其无线电通信的使用，稍落后于世界科技强国强军。大体说，1929年前，国民党军各部通常在明码基础上自编密码，利用地方有线电报传递信息。1929年，国民党中央军和主要的地方军，开始引进无线电通信，翌年装备到主战部队的师一级，随即迅速普及到作战部队的旅一级。
1930年夏，以朱德、毛泽东直接领导的部队为代表的中国红军主力部队，进入了由游击军游击战向正规兵团正规战的变革，作战规模由小部队游击战转为以正规军团(大部队)统一指挥遂行的战役为主。同期，蒋介石取得了国民党军阀混战胜利，形式上实现了对国民党党政军的独裁统治，随即把内战重心移到对各地红军的大规模“围剿”。敌我双方的战役规模的“围剿”和反“围剿”之战，要求其通信和情报手段与之相适应。
于是，通信和情报手段的相适应问题，成为主力红军必须尽快解决的重大问题。
首先，是通信问题。早在1929年，主管中央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就敏感地觉察到党和红军必须建立无线电通信，采取派人到苏联学习或打入国民党军无线电训练班，以及自办无线电训练班方式，培养党和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人员。1930年底第一次反“围剿”打响前，朱德、毛泽东就通令所部，注意缴获敌“围剿”军的电台并俘获其无线电通信人员，以便建立自己的无线电通信。
情报问题，则是敌我双方各有道道。情报依战争的战略、战役和战术这三个不同层面而区分。战略情报提供战争预警，战争的准备；战役情报提供敌遂行战役之企图、部署和基本过程，为我军指挥员正确判断、下定决心、作出部署提供依据；战术情报提供作战当面的敌情。那时的国民党军自恃绝对强大，根本不把红军放在眼里，并不注重情报。而红军则不然，有潜伏在敌人高层能接触到敌人战略情报的人员；有毛泽东等十分注意的敌人报刊，能从公开披露的敌各部行动中找到战略战役信息；红军的各部则几乎都编有专职谍报队，执行战斗侦察，获取战斗当面的敌情。
朱毛红军(红一方面军)在1930年12月至1931年1月的第一次反“围剿”中，果然缴获到敌第18师、第50师的电台，并俘获了第18师无线电台王诤台长以下全部人员。他们说服王诤参加红军，将敌之无线电队变成红军的无线电队。可是，当时的红军基层官兵不懂得什么是电台，他们在战斗中砸毁了敌第18师电台的发报机，造成红军的第一支无线电队只有一部半电台，不能互相通联。
王诤投入红军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队长后，一心一意为红军服务。他一方面利用这一部半电台训练无线电人员，一方面用于监听敌人电台。当时，敌人认为红军没有电台，极不注意无线电保密，甚至开机联络时每每用明语呼叫，彼此寒暄。红军以监听可以获取敌战役情报。这就成了恐怕是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现象——虽然有了无线通信，但首先是用于无线电侦察。
对此，毛泽东表现出战略家敏锐的洞察力，看出了红军无线电侦察的极端重要性，当即决定发展红军无线电通信和侦察队伍。1931年1月28日，他在给红一方面军各部的命令中指出：“我们成立无线电队有半个月了。在这半个月的考察当中，无线电收音机所收的敌人的电报，确使我们对于敌人的位置和行动的侦探得到不少的帮助。我们现在更积极的准备扩充无线电的组织，使各军团、各军都有。”
此后，红一方面军利用无线电监听获取敌对我第二、第三次“围剿”的战役情报。而第二、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又缴获敌电台9部，其中还有一部100瓦的大功率电台。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扩大为总队，不仅做到了方面军与一、三军团和主力军的联通，而且可以用大功率电台与设在上海的中央电台联络。同时，专设监听台，担负无线电侦察任务。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遵照中央指示，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示以光明的新中国和代表中国人民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代替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的旧中国和反人民的中央政府。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及下属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当时还没有后勤部概念)。总参谋部下设有情报科，由原在上海中央搞情报工作的曾希圣任科长，原监听台划为情报科，与谍报队成为两大主要侦察手段。不久，情报科升格为局，又按它在总参谋部的局的排序，简称为二局，曾希圣随之升任为局长。
突破破译难关，确保中央红军有了准确及时的战役情报
蒋介石对朱毛红军的连续三次“围剿”均遭失败，使他不再盲目自大。他在一次次加大“围剿”兵力的同时，强化了新闻管制和无线电通信的保密，以求切断朱毛红军的战略和战役情报来源。
原来，国民党军基本承袭了旧军队的一套，深深打下旧军队的烙印，官兵皆为钱而当兵打仗，故有“枪炮一响，黄金万两”的戏言。各部长官未战之先，必大肆张扬，以向商家要钱；各报记者也乐得报道战事将起的新闻。所以，红军可以轻易地从各地报纸中，获得敌战略战役信息，以此为反“围剿”准备和战役进行的情报依据。国民党当局在检讨对红军“围剿”失利时，看到了新闻报道泄密，遂从1932年开始，强化对新闻报道的管制。故从此，红军难以从敌报刊上获取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