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教养制度该取缔么?
时间：2021-04-29 12:01:4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因张贴小广告就被判劳教一年?
去年7月，因张贴小广告，广州一代姓男子被广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认定代某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依照《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相关规定，决定对代某劳动教养一年。
另查，代某因犯抢劫罪，曾于2006年7月，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 000元；因犯抢夺罪于2008年1月22日，被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一位法律界人士在比较了“量刑”尺度后认为，‘他现在在里面肯定很想说，以后我出去还不如干抢劫、抢夺算了。”
有学者指出，1957年8月3日国务院公布施行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是在我国法制极不健全的情况下出台的，几乎当前每个劳教个案都能找出与现行法律相悖的问题，劳教制度显然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了；也有人认为，应该对劳教制度逐步改善，而非彻底抛弃。
“劳教”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孙瑞灼
劳动教养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这个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已经悖逆于时代的潮流，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法治进步。
首先，它违背宪法，严重侵害公民权利。我国《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而劳动教养可以不经司法程序，不需审判，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明显违宪。
其次，劳动教养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导致权力的滥用。一个人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适用劳动教养时，其所受的处罚却甚至高于可能的刑罚。即使被劳动教养者的行为构成了扰乱公共秩序罪，由于没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受到的处罚可能是拘役刑，还有可能被判处缓刑。这就可能形成一个障论，不构成犯罪的处罚比构成犯罪的处罚还要重。这严重违背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更为重要的是，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很容易成为地方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导致权力的滥用。
第三，劳动教养违背公平原则，损害司法程序正义。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而且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利，严重损害司法程序正义，劳动教养制度应该退出历史舞台。
我在建国初期所经历的“劳教”
朱莲蓬
1955年，“胡风反党集团”被升格为“反革命集团”后，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肃反审干”的斗争。一大批干部被清理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后，一部分被判刑投入劳改，相当大一部分并无历史或现行的“反革命”罪行，但却不是值得依靠和信任的对象，该怎么办呢?
当年下半年，全国各地按照公安部内部规定，成立了各式“政治集训队’，名之为“再甄别”，实际为等待处理。而所谓等待处理者，就是由公安部和民政部分别成立公安部门管辖的“劳动教养所”和民政部门管辖的“劳动教养所”
在理论上无论是公安劳教还是民政劳教，对当事人而言，都和被判刑的劳改犯人一样，均是一个完全限制人身自由的改造过程，通过劳动改造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在实践上和原苏联稍有不同，公安劳教对象一般是游民及偷盗者等，时间为一至三年，改造好了可以回归社会由地方安排劳动就业。而民政劳教对象清一色都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由机关人事保卫部门定案，党组织作出开除决定，然后由公安部门作出劳动教养裁定书，工资是原单位行政级别的70％，有公民选举权，改造没有期限，内部的说法是“不适合担任国家机关干部工作，转业到生产部门参加具体劳动”。
在当时，“反右运动”刚进入高潮，全国出现大量“右派分子”。许多右派分子不服气、不认罪，坚持他们不是“阶级敌人”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应予“正确处理”。再说全国各地也没有足够的牢房、无法关押如此众多的右派分子。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7月18日，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对右派分子的处罚的上限：要搞个劳动教养条例。8月1日，《劳动教养条例》公布；8月3日，国务院下达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里并没有写明“右派”二字，但一目了然，第一条第二款所谓“罪行轻微，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无生活出路的”，就是指群众运动中划出来的那一大批右派分子。《决定》宣称：这些人都是“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
1955年，笔者本人在粮食部门做一般干部工作。由于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篇批判“主观战斗精神”的文章，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在渝骨干分子，并逮捕关入石板坡东庄模范监狱。后经公安部门查证，本人与胡风没有任何关系，立即释放，送政治大队学习等待处理。
1956年初，笔者被押送到一个挂牌“四川省中级农业-技术学校”的西山坪劳改农场，对外宣称是干部转业学习农业技术，将来当农业技术员，但实际却是挂有“公安厅劳动教养所”及“民政厅劳动教养所”的牌子。我和包括省委委员在内的一大批干部被集体劳教。当年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尚无右派分子。这就是说，在国务院公布《劳动教养条例》之前，劳教工作已经在进行试点了。(有删节)
“劳教”制度只能立足改革
刘仁文
在回顾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它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基本处于停办的状态。这可能让人觉得奇怪：“文革”是非法治的产物，为什么反而容不下劳动教养这个制度呢?我个人认为可作这样的解释，那就是“劳教”虽然在今天看来缺乏必要的法律基础，但它仍然是一种“有规则的治理”，这与“文革”的“无法无天”是不同的。
不过，由于这种“规则”在制度设计等方面存在缺陷，突出表现在：
首先，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目前，劳动教养的实际决定权在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劳动教养案件中既扮演运动员的角色，又扮演裁判员的角色，不符合分权制约的原则，不利于保证劳动教养案件的质量。
其次，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劳动教养的适用对象本来是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程度看，却比适用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
再次，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批权事实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行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