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人序跋文字的风骨

时间：2021-04-28 08:01:21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因得职业之便利，出版人为他人著述作序跋，堪称一种现象。在现当代出版史上，如张元济、鲁迅、叶圣陶等即有古籍整理与出版序跋集问世。只是，在今天的文坛学界，我们常见作者有攀附名人、借虎皮作大旗之俗念；作序者来者不拒、随意应付，更甚者则是廉价吹捧。甚至有作者代笔名人签字序文即出炉之事。无实事求是之心，而有各得其便之意。两相呼应，序跋自然流于下品、面目可憎。这种时风，亦不免影响了编著之间“合则双美”的良性关系与传统。出版社的主持者，长期辗转于文人堆中，多好文名；有求于他的作者，干脆投其所好，请其写序以“增重”。每见这类你情我愿轻薄为文的序跋，我总想建议他去学学老出版家朱正先生如何替他人作序跋。
　　朱正长期僻居湖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度主持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工作，策划的《骆驼丛书》等反响不俗，《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更是首开思想风气，与同仁一起创造了19世纪80年代“出版湘军”新气象。更兼以编著两相长，其“反右”、鲁迅研究等，卓然成家。前年海豚出版社将其《序与跋》与沈昌文《八十溯往》、钟叔河《记得青山那一边》并列为出版界“三老集”推出，正说明了朱正的影响力。但按他在该书题记中自述，自1988年起，历年给别人著作写的序跋，不过这八万字一小册。“平均起来，一年不过一篇多一点”。至于其缘由，除了朱正自谦说“找我写序跋的人就少”，主要是他的“洁癖”：“如果书稿写的是我自己没有多少研究的领域，当然不能写；我不太同意作者意见的，也不能写；还有一条，自己干的是出版这一行，也不能给在我工作的出版社的书来写。”这种“约法三章”，明显是爱惜羽毛，有所不为；但恰恰是这种看似不情、不通融的“洁癖”，使得朱正的序跋文字超出出版人寻常的应酬文字而能自铸风骨。
　　只写自己素有研究的领域，还要求认同书中内容，从朱正所作序跋书名可知他所言不虚，举凡如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黄苗子、杨宪益、邵燕祥《三家诗》，黄昌勇《王实味传》，邵燕祥《非神化》，陈明远《吴祖光：1957》，舒芜《我思，谁在》《新生备忘录》《李锐诗词本事》《李锐1975—1979年家信集》，陈琼芝《生命之华——百年巴金》，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吴永平《胡风舒芜关系史证》，向继东《革命时代的私人记忆》《董每戡集》，胡遐之《荒唐居诗词钞》……主题多与当代思想史有关，尤其是深度涉及“反右”、知识分子主题。至于《饶敦朴纪念集》，张翅翔《更能消几番风雨》，林开霞《一个受牵连者的自述》，赵文滔《伤害》与《木人的话》《俞润泉书信集》《李仁甫印存》，吴永良《雨雪霏霏》，夏和顺《老报人新问题》，李荫国《走出炼狱》等，多为湖湘普通作者文字——但绝不仅因与自己或为亲友或为旧年同事，更以其人生经历与己相类，有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代表性：早岁追求进步，中年遭劫，多有被打成“右派”、劳教者，青春岁月喑哑污损，过着非正常人的生活；而终其一生，仍不减九死未悔的知识分子骨气。命运相似，感受深切，写序如同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故而往往同声一哭，其中有大哀痛，非普通的旁观者可比。朱正有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书名可见他对于个人与大时代关系的深入思考：“芸芸众生似乎并未参与历史事变的进程，对历史走向的影响隐而不显，一时甚至无法看出来。可是他们，正是历史事变的承受者。历史的风涛激浪，冲击到他们身上，也就造成了他们个人经历中的苦乐悲欢。把这些如实地记录下来，不也可以让读者更具体地了解这些人所处的时代和他们的生活环境么？”多年来他在序跋中数次引用此段论说，鼓励各类朋友撰写回忆录，给时代留下一帧较完整的写真。对李锐1975—1979年的家书、叶圣陶父子干校家信、舒芜书信、黄苗子打油诗等名家材料“可征国史”的意义，朱正多有发覆。对普通人的回忆录、日记、家书、油印小报等一手材料，他也屡次强调对理解当代生活史的镜鉴作用，“小而言之，记录了一个不幸的小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大而言之，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历史细节”（《〈俞润泉书信集〉序》），有在反思中将个人苦难命运转化为思想资源，促进民主化、法制化、现代化的巨大意义。在中国，个人的记忆与历史往往在政治的“宏大叙事”中被湮没与覆盖，而留下粉饰的历史。以思想家的眼光来对待一手材料并从存史的高度上来评价，有着这样的眼光与抱负，其序作自然有着思想史的分量。
　　可以说，朱正的序跋文字看似散珠碎玉，实则聚焦式地捋成了一条抻起当代思想史研究的主线；表面看是寻常应酬文字，实则忧愤深沉之作。其思考与反省之深，实在过于他人诸多高头讲章，体现出深刻的反思性、批判性。在为邵燕祥《非神化》所作序中，朱正一再强调思想者的特质：“鲁迅也好，绀弩也好，燕祥也好，他们的杂文好在什么地方？最根本的，好就好在有思想。议论风生之中，时见思想的闪光。思想是杂文的灵魂，没有思想还成什么杂文呢？”“自由思想来自自由的而不是禁锢的奴役的精神”。对于舒芜，朱正重视其在当代思想史上的标本意义；但他在为其《我思，谁在》写序时明确反对将舒芜与周作人相提并论，理由是，舒芜早年的《主观论》表明，“他在那时就是拥护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拥护苏联，拥护共产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国解放，在他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他是心悦诚服地服膺毛泽东思想，心悦诚服地按照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终于一步一步地走上了后来的道路。简单地说：周作人是投降了‘恶’，舒芜是归顺了‘善’”。在为《胡风舒芜关系史证》作序时，朱正对书中所论舒芜1955年利用胡风书信写材料、而前一年胡风就在《三十万言书》中多次引用舒芜的来信的问题深加反思。“至于说胡风引用这些信件并没有给舒芜造成什么损害，而舒芜的材料却闯下了滔天大祸，那只是因为当时舒芜还没有被划入必须加以打击的对象，而胡风最早就要被寻找机会加以打击的了。”此种剖析，可谓一针见血。作为当年曾身陷囹圄的被劳教人员，朱正在《〈新生备忘录〉序》等数篇序跋中一再申论，劳动教养违反《宪法》与《刑法》，是没有法律根据的剥夺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行为，如黑格尔所论：“罪犯劳动，实际上主要以惩治和折磨人为目的的劳役、苦役。……其劳动仍然是对肉体的摧残，也是对精神上的折磨。因此，仍然是不符合人性的、不人道的。”联系到在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之后，当下法律界、公共知识界不断提出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急切呼声，就会感觉，朱正这样的序文，已经不仅是思想史研究，更是“文章合为时而作”的现实性呼喊了。
　　说及朱正的序跋文字，顺便想起以前读到的一桩编林旧事：1985年，钟叔河将其为《走向世界丛书》所作长篇序言结集为《千秋鉴借吾妻镜》，列入朱正主持的“骆驼丛书”出版。两年后钟叔河将其修订为《从东方到西方》，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以朱正发表在《人物》上的《述往事，思来者——谈谈〈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者钟叔河》一文为代跋。但钟叔河把李一氓原为湖南人民版所作序中“湖南人民”字样删节；且在原代跋下加上五行附记，其中提及是朱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时”所写，钟叔河“叫我写一篇序。序是不敢写，只好写跋吧；跋又写不出，就只好把这篇旧文略加修改充数了”。对此，朱正在那册要言不烦的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中特意花了不小篇幅“做一点辩解”，认为不应抹去湖南人民社的功劳与作为；并声明附记“这虽是模仿我的口气，却不很像”，因为朱正当年是借调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注释《鲁迅全集》，他不会省却“借调”二字。而且，“当初叔河只说要附录我这一篇，并没有说过让我作序的话。我也没有说过序是不敢写跋又写不出这样的话。朱正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谦逊的人呢？”——不惮费词的说明，有所调侃，更有所辨正，也可见朱正对于序跋文字的认真与谨严。朱正与钟叔河19世纪50年代同为新湖南报社同事，不久在“反右”运动中“同榜进士”；1970年又同被判刑押解农场劳改。说来说去，原因无他，只是两人书生式的“不安分”，“错就错在有思想”，改不了近代以来湖湘知识分子敢为天下先的倔强气质。不过，“思考使人受难”，“受难使人思考”，19世纪80年代二人复出进入出版界，很快以《走向世界丛书》《骆驼丛书》以及曾国藩、周作人著作等与启蒙同步的重磅图书将湖湘出版搅得风生水起，令读书界刮目相看；而今人书俱老，又以《序与跋》与《记得青山那一边》同列“三老集”，算得上是一种欣慰与缘分了。由朱正的序跋文字，联想到这种难友兼同道间的旧事，不由得想起在风沙扑面的20世纪，包括出版人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宿命性的追求与遭际、欢乐与悲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亦有其一代人的情怀与风骨，我竟要情不自禁地向旧年出版人由衷致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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