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家学派对中国古代刑法影响之探究
时间：2021-04-11 12:01: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包含了博大精深的法律思想和意识的中华法制文明也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刑法思想将维持与皇权统治有关的伦理秩序、社会秩序视为首要价值，维护以“礼”为主要内容的等级和特权，体现权力本位和人治主义的价值特征。因此，法家提倡的重法威慑和儒家崇尚的德主刑辅，一直作为中国古代刑法思想的重要基础而长久存在。
关键词：先秦诸家学派 中国古代刑法 影响
先秦，是中国历史上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历史阶段。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祖先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中国古代刑法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为背景，将维持国家利益、社会秩序视为首要价值。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绝对君权的专制统治以及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结构，产生并保持了儒家正统思想，并使其在“人治”与法家的“以刑去刑”思想中获得了统一，集中体现了对秩序的维护和统治阶层的政治尊重的中心价值。
一、法家学派：“缘法而治”及“严刑峻法”
在《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可见法家否定了儒家提倡的等级制度，主张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施行以法治国。李悝、商鞅、韩非等法家的代表人物围绕自己的主张提出了许多观点。
1.以法为本，缘法而治。商鞅是法家学派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他极其重视法律及法律的强制作用。据《商君书·定分》所载： “法令者， 民之命也， 为治之本也， 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 犹欲饥而去食也， 欲东而西行也， 其不几亦明矣。” 另有《商君书·慎法》所载：“故有名主、忠臣产于今世， 而能领其国者， 不可须臾于法。破胜党任， 节去言谈， 任法而治矣……臣故曰： 法任而国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富强与否，关键是要看君主对于农战的重视程度和有效的推行治理措施，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以赏罚为主所推行的赏罚有别，区分功过的有效措施。有功于农战者赏，反之则罚。而“人生而好恶，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所以，用所谓的以教化为主的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是行不通的， 必须实行法治，以法为本，依法治国。
2.以刑去刑、严刑峻法。商鞅认为，只有通过“严刑重罚”，才能发挥发生的威慑力，达到“民莫敢为非”的目的。因此他主张要加强刑罚的作用就必须小罪重判，轻罪重罚。而基于“重刑反于德”，商鞅又提出了“以刑去刑”的思想。据《商君书·去强》所载：“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 国乱。”
3.事断于法，刑无等级。如《商君书·赏刑》记载：“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它所反映的思想即为：无论谁违法犯罪，都要依照法律处以惩罚。正如司马迁所概括的那样：“不别亲疏， 不殊贵贱， 一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先秦法家之集大成者韩非将商鞅的“刑无等级”思想发展成为“法不阿贵”，据《韩非子·有度》所载：“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
二、道家及黄老学派：“无为而治”及“刑不厌轻”
众所周知，“无为而治”是道家及黄老学派的典型思想。他们认为，“帝王之德，以天地为宗，以道德为主，以无为为常”，治理國家最好的方法即“我无为而民自化”。他们反对一切人为制定的法，甚至偏激地认为正是由于人为制定了法，才增加了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危机。他们希望社会太平，甚至向往“人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的时代，这种思想虽在一定程度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消极回避的态度，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围绕“道”所形成的一系列哲学思想，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重要依据。“进退循法”与“明具法令”。认为法律是“天下之度量”，“人主之准绳”，要求统治者们“明法修身”以为治。 “明法”既包括立法明，又包括执法明。立法不得朝令夕改朝令夕改，不得赏罚失度，不得本末倒置，且必须昭告于天下，让人们清楚明白并了解法之内容，而最高统治者必须“进退循法，动作合度”，用统一的标准去实现奖惩有别；“德刑相济”与“文武并用”。既重视法的作用，又强调礼或德的功用。“积礼义”而不“积刑罚”，提倡应当首先重视德治，其次考虑刑罚；“罚不患薄”与“刑不厌轻”。道家在“无为而治”的理念之下，提倡“圣人”之治，重在宽平。反对轻罪重判可以使“民不敢犯”的理论，做到“与其杀不辜”，“宁失于有罪”，这和儒家的“仁政”观点有相通之处；“尊主安民”与“约法省禁”。认为“兴利除害，尊主安民，以救暴乱”才是国家的立法目的。“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而无不治也”，返于自然才能顺应社会的发展规律。他们提倡法令必须简易，刑罚必须宽平，且要简约，通俗易知，才便于官府执法和人民守法。
三、儒家学派： “为国以礼”及“人性本善”
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法律思想的儒家法律思想，从“礼治”为主，主张 “以德去刑”。所谓“礼治”即“为国以礼”，也就是要求按照“礼”的规定来治理国家，即以儒家“仁、义”为核心、“忠、孝”为上位价值，强调“人性本善”，凭教育、感化就能实现社会的和谐。孔子从仁爱角度出发，极力提倡“德治”“礼治”，认为统治者必须“为政以德”，反对“折民惟刑”。而孟子也进一步提出了仁政说：他认为“以力服人者， 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治理天下的根本途径是要以德服人，民众心悦诚服，才是真正安定的社会。礼治、德治、人治作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主体， 成为儒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依据。这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体系。礼治与德治离不开人治，因为作为工具或手段，必须由作为主体的人来施行；同样，人治也离不开礼治与德治，后者工具或手段，离开于此，人亦无所行为之。事实上，“人治”以“礼治”和“德治”为主要内容，且由其所派生出来。而“礼治”的本质则反映为宗法等级制度，那么在此当中，级别愈高，权力越大，即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越大，这样必然导致“人治”；而另一方面，统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够使人信服，这样也必然导致“人治”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