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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防超常信贷引发宏观经济不可持续

    时间:2021-02-24 20:03:3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雅意学习网手机站


      在保增长、执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2009年上半年中国的信贷出现了超常增长,上半年全国新增信贷7.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4.9万亿元,远远超出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信贷为什么超常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有着什么样的效果及后续影响?在信贷超常增长的条件下,中国经济能否真正走出危机彻底复苏,能否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能否提高抵御金融风险乃至经济系统风险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未来阶段中国金融、经济能否以这样的速度持续地运行与发展,后续应如何应对?因此,对于信贷超常增长的深层成因和引发的经济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剖析。
      
      信贷超常增长必然引发宏观经济不可持续
      
      2009年上半年中国出现的信贷超常增长现象,可以归结为以下两大特点:第一,信贷超常增长是在各级政府保增长、靠投资刺激内需的主导政策驱动下实现的。信贷资金存在流向地方政府信用平台的主导倾向,信贷中投向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大型工业项目的中长期贷款占较大比重。信贷超常增长是各金融机构为追求市场份额和利润增长以及管理者的非经济利益驱动下实现的。毋庸讳言,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中的不审慎行为和冲动放贷、粗放经营的倾向有所抬头;第二,信贷资金存在流向房地产、流向非实体经济的明显倾向。不必讳言信贷资金确有一定比例流入股市等虚拟经济领域,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和决策部门对于货币供应量等宏观指标的监测和调控更加困难,甚至影响到决定货币政策走向信息的真实性,如果形成资金入市—股市繁荣—“经济景气”判断—更多信贷资金的循环,就会出现错误的经济信号,这样的错误信号可能对宏观经济正常的复苏造成致命影响。尤其是企业信贷增加,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决策部门作出完全相反的形势判断和政策决策。
      信贷超高速增长,固然有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特殊时期的特殊需要和作用,但也必然给中短期乃至中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运行造成不可持续的影响。其一,目前信贷规模与经济增长率、经济复苏互为因果,抑制信贷超速增长,就会抑制经济增长和经济复苏,如果不加抑制,又会增加信用体系风险、影响经济增长质量、增加形成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使得宏观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窘境;其二,由于信贷存在惯性,下半年乃至今后1—2年的信贷都很难调控在预期的目标范围内。从历史经验来看,为应对1994年前后、2004年前后的信贷超速增长,都用了较长时间才使信贷投放速度回复到较为正常的轨道。如果人为地急刹车,则会使经济复苏的努力前功尽弃;其三,在正常和安全条件下一定时期内可投放的信贷存在一个合理规模,而由于前期投放过多,必然导致后期投放规模的压缩。据报道,前期新增信贷的飙升已经引起了监管部门的密切关注,信贷增长实际上已经在慢刹车。2009年7月份,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四大国有银行新增人民币信贷不超过1800亿元。但是,信贷规模的压缩,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进而影响到前期投资的收益,也就必然影响到预期用于还贷的收入;其四,超常的信贷增长,从整体来看,超常投放的那一部分必然陷入难以按期还款的风险状态,而不得不采取“借新还旧”方式来维持。
      
      须谨防超常信贷引发
      “借新还旧”潮
      
      所谓“借旧还新”是指贷款到期后,银行向借款人发放不超过原贷款本金数额的新贷款用于归还原有贷款本金的业务。这种业务方式在各金融机构中普遍存在,金融界普遍认识到:“借新还旧”多数情况是借贷者无法按期还款的状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补充性的信贷管理措施;用新贷款回收原有贷款的方式,没有实际的现金回收过程,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信贷资金的正常状态;“借新还旧”使贷款到期现金收回率降低,掩盖并积累了信贷风险,不利于信贷结构的调整,也不利于对贷款进行及时的风险处置。
      超出常态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到期后恐怕有相当比例将转化为“借旧还新”的业务,极有可能引发“借新还旧”潮。从宏观视角来判断,超常发放信贷,带来经济快速回升短期效果的同时,却也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形成了掣肘。超常发放的部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大型工业项目、房地产与非实体经济等领域。前者能够正常还贷的条件是所投项目不是重复建设、不是产能过剩行业、不是国际国内限制发展的高耗能高排放的产业,否则很难实现其预期收益,也就很难到期还贷;后者能够还贷的条件是资产价格上涨能够维持较长时期,否则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必然被资产价格下跌所吞噬,一部分投资者的收益必然是另一部分投资者的损失。从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角度来看,超常发放信贷,尽管对自身市场和利润有短期利益,但却可能因此背上长期的风险。短期发放的一笔信贷资金,却转化为了一笔中长期的高风险贷款,短期的一笔业务却“绑架”了金融机构的长期业务及风险。
      所以,2009年上半年乃至此后延续时日的超常信贷增长,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到期后因无法还贷而转化为“借新还旧”贷款所引发的风险累积。宏观经济部门应对此高度重视,并提前研拟应对之策,否则将不得不面对新一轮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
      
      后危机期,“调结构”是主基调、“碳金融”是新风向
      
      在经济危机得到基本稳定之后,最主要的任务不是提速,而是形成新的机制或理念,否则经济危机和复苏将永远处于循环的过程之中。从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来看,“后危机时期”的经济政策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强化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占据更高比例、增加就业,才能真正启动内需;二是,在促增长的同时,决不能放松对金融体系风险乃至整个经济体系风险的高度警惕;三是,后危机时期的技术创新重点领域及其产业链应获得大力扶持,否则无助于产业转型和增长方式转变。
      因此,今后的信贷政策也应遵循上述方向。“控规模”,无论是客观的经济基础、还是政策的调控方向来看,都是必然的选择。而“调结构”则是未来阶段的主基调。具体体现为:第一,信贷规模和增速应保持长期稳定的态势,应避免“投机性”地执行忽高忽地、时松时紧的信贷政策;第二,宏观的金融政策部门、全国性金融机构,都应推行鼓励增加就业的信贷倾斜政策,把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和促进内需的宏观政策转化为一个信贷政策导向;第三,信贷结构应与国民经济投资、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所需资金相匹配,而不是集中在投资领域,对于高能耗、高污染和产能过剩的行业(包括基础设施的产能过剩)的信贷,应严格限制;第四,金融机构在发放信贷时,必须进行“借新还旧”可能性评估,对于可能性较大的信贷应拒绝发放,在事后的业绩评估中,对于形成“借新还旧”的业务应给予负面的评价;第五,应严格限制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等投机性领域,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即使股市长期向好,所有投资者之间也只是零和游戏,投资股市不可能支持完全还款并支付贷款利息。再者,企业信贷资金入市,不仅不能给银行带来稳定的收益,反而增加银行信贷资金的风险。如果投资股市失败,其信贷抵押物也难以变现,其损失将不得不由金融体系承担,其影响必然会传递到宏观经济领域。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对信贷资金入市问题加强监管,凡是违规资金,应强制立即退出,并予以一定期限的冻结处罚。
      信贷政策的结构调整,更具有战略性的新方向是,中国的金融创新必须紧密围绕“后危机”时期的“新引擎”来抢占领先地位。从种种迹象来看,美国等发达国家正在为建立有利于自身优势并掌握主动权的“新引擎”而积极布局。他们努力促成的“新引擎”就是“清洁能源”(或称“新能源”、“绿色能源”),从奥巴马就任后把开发绿色能源列为经济刺激计划的重要内容并将其视为“关乎美国未来的蓝图”,到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拟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征收碳关税,再到八国集团峰会通过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确立将全球温室气体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等举措,都着眼于此。一系列的动作表明,美国积极推动全球共同把“清洁能源”确立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最终目的是确立美国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的主动地位和优势地位。之所以选择以“清洁能源”为核心去形成“绿色经济”(或称“低碳经济”)浪潮,正是基于全球民众普遍认识到能源短缺趋势、气候急剧变化的背景。在这一背景下,“绿色经济”具有形成“高预期收益率”的可能性,并且具有让全球经济体全球民众积极参与的基础,同时还具有形成“高预期收益率”与“规模扩张”相互促进的持续动力。
      笔者认为,以“清洁能源”带动的“绿色经济”浪潮必然形成,无可逆转。面对这一形势,中国作为一个逐步走强的经济大国,要想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取得优势,决不能亦步亦趋地去迎合发达国家所设计的路线,而应当在新游戏规则的建立过程中,取得话语权。这些话语权不仅包括核心技术的掌握、市场份额的抢先占领、国际标准制定权的把握、相关产品国际交易制度的制定等内容,同时也包括金融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及其市场份额的抢占(如参与有关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的融资等)。因此,中国金融业积极参与以“清洁能源”带动的“绿色经济”浪潮,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战略方向,即中国金融业必须加速抢滩并不断开拓“碳金融”市场。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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