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仆李先念
时间：2021-01-30 16:07:1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是李先念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在当前的形势下,宣传李先念,学习李先念,是很有意义的。现在,每当我看到媒体报道的重大矿难,就揪心不已。有些矿难死伤数十人、上百人,多少个家庭遭受灭顶之灾。它们的背后,往往是利欲熏心的官商勾结,漠视人民生命财产。我总想,实在需要为这些人多讲讲像李先念那样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为民情怀和种种业绩,多做好事,少作孽。
大概两个月以前,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经中央批准,李先念的传记片正在拍摄,片名叫“人民公仆”,希望我担任总顾问。我回信同意,并表示这是表达我对先念同志敬意的一次好机会。我觉得,用人民公仆概括李先念,是很准确的。今天强调“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李先念的一生就是公仆的一生。我感觉,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朱总司令、陈云、邓小平等,都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群众观念、为群众办实事的言行都很鲜明。其中最为突出,一生为老百姓的事情呕心沥血、操心操办的,我认为是周总理和李先念。李先念当了26年的国务院副总理,长期分管财贸工作,不能不抓人民生活,这种工作分工可能是一方面的原因,但不完全。还有另一方面的因素,就是心系人民生活。革命胜利以后,回到故乡和当年战斗过的地方访贫问苦,寻找一同参加革命、现在是普通老百姓的伙伴闲话家常,了解民间疾苦的,在老一辈革命家当中不是很多。他们下去,往往是为了调查研究重大政策问题,要听到真话,而选择了出生地和根据地。只有李先念,是在在位的时候而不是退休以后,一再重回故乡和老根据地访贫问苦,而且为老根据地做了大量的好事。有些国家重点项目,他从不避嫌,安排在老区建设,帮助老区人民脱贫致富,受到老区人民的赞扬。
群众生活是执政根基
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讲,始终不脱离群众,真正关心群众疾苦,是永葆青春的法宝。世界上有一些政党,上台以前和群众联系很密切,上台以后就把拥护她的人忘掉了,高高在上,以权谋私,因此很快失去执政根基,自己也就下了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要关心群众生活,碰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国家很穷,国力很弱,有限的资源在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安排之间如何分配成了一个两难的大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农业、轻工业不受重视,发展受到影响。但是,由于我们党是在群众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群众观念强,关心群众生活,没有出现大的问题。1958年,也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起步之年,遇到“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受到严重破坏,农业、轻工业进一步被挤压。接着,三年经济困难,加上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人民生活的极大困难。
1959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要讨论的18个问题,其中就有“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中央采纳了毛主席的建议,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在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时,首先安排和保证农业、轻工业的需要。毛主席还强调说,要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这是人民生活当中最基本的东西,是关系到六亿五千万人民群众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1961年12月 2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搞十年计划,并分为两个阶段,1967年以前(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基本解决吃、穿、用问题。1962年初,在中央召开的西楼会议上,周总理有一个著名的插话。他说,现在应该就国民经济的方针写一副对联,上联叫“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
作为国务院分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是“农、轻、重”方针的重要执行者,为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操心操办,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个人和李先念工作上有所接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我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先后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纺织工业部原本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领导。因为当时整个方针是片面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交通口的国家资源分配和重点项目安排,纺织工业部很难排得上队,事关人民群众穿衣的大问题解决不了。中央在决定实行“农、轻、重”方针以后,于1959年把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从工业交通口划转到财贸口,交给李先念领导。当时,李先念每周都召集会议,我经常随钱之光部长到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当后排议员听会,直接感受了李先念在严重困难情况下的为国为民情怀。
我觉得,如果纺织工业部、第一轻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这些部门不归李先念管,他没有手段,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的吃、穿、用的问题。但是,归他管了,如果他不是发自内心地关心群众,在这上面花大力气,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好。下面,我就讲讲李先念为解决吃、穿、用问题所做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举一反三,管窥李先念的人民公仆一生。
用“民以食为天”理念抓粮食
中国的吃饭问题,本来经过合作化,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农业发展比较顺利,解决得比较好。但是后来“大跃进”,搞人民公社,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对农业生产造成很大的破坏,粮食大幅度减产。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浮夸风盛行,各地都弄虚作假,争放粮食高产“卫星”,即使发现了问题也不改口,还是虚报。这就导致了粮食的高征购,向农民征了过头粮,人民群众生活越来越陷入困境。
1958年,纺织工业部机关组织了140多个机关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到河南农村锻炼。我们去的地方是河南偃师县大口公社,一个副局长担任领队,我和另外一个同志担任副领队,分别带领六七十人,住在好几个村子里。副局长是一个老干部,他参加县委班子。我开始的时候挂名高级社的副主任、副书记,不久高级社改成人民公社,我在人民公社里面挂了一个副书记的职务。挂职是为了有事情找当地政府方便,人都还在村子里,和老乡一起,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时候,我们也去公社,参加会议,听上级指示,讨论当地的一些工作问题。这段经历对我的触动很大,老百姓的生活那时真是很苦啊!我们一直吃白薯,没有一点别的吃,弄得成天老是大便。后来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跃进馍”,名字很好听,其实就是用很少的一点玉米面把榆树叶子和榆树花粘在一块,吃了胃发烧,不舒服。当年国庆节以后我们回到北京,中组部要我们去汇报,了解农村情况。纺织工业部领导一再告诫:你们要注意,不要尽讲问题,问题和成绩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但我还是汇报了老百姓的艰难生活和干部的浮夸风、强迫命令风。
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严重问题,李先念能听到真实反映,涉及群众生活问题又归他管,因此他很着急。但是他要讲真话,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他都是挨批对象,他完全清楚毛主席的态度。各地的领导在毛主席面前拍着胸脯说亩产多少多少,报纸上吹得天花乱坠。而且在庐山会议上,因为基本同意彭德怀的意见书,李先念虽然没有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但也被列入有右倾思想的“一批二帮的对象”,被迫检讨。李先念没有顾忌这些,1960年初几次向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全国粮食危机状况,提出解决意见。他的报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其后的一天,毛主席约李先念到住处谈工作。李先念到中南海丰泽园时,毛主席正靠在床上看书。毛主席笑着对李先念说:“杞国人来了,请坐下。”言下之意,李先念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是杞人忧天。毛主席接着说:“你是怎么搞的,报纸上讲形势大好,你老是泼冷水,讲什么都不好,你是怎么想的?你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你可不要学杞国人啊!”李先念说:“我知道杞人忧天的故事。我不是像杞国人那样忧天塌下来,我是担心全国几亿人吃不上饭呀!主席你不担心吗?你不要听报纸上吹的那一套,形势不是大好,也不是小好,是一点也不好,老百姓在挨饿,已经饿死了不少人。有些省一方面说粮食大丰收,另一方面向我写报告要救济粮。”毛主席听到李先念这些话,感到吃惊,便让李先念详细谈谈粮食供应的严峻情况。李先念实事求是地汇报了全国粮食购销的严峻形势。毛主席不仅细心地听,而且不时地提出问题,李先念一一作答。通过这次谈话,毛主席了解到全国粮食购销的实际情况,接着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汇报,讨论粮食问题,决定采取非常手段调运粮食、从国外进口粮食、统筹安排粮食消费标准、精简城镇人口四项紧急措施,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应对粮食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