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吴晗的命运密码】 吴晗
时间：2020-08-16 07:22:2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以1949年为界限,吴晗的人生有明显的两段,上段是清华园的学者,下段是从政后的高官。如果以十年为一个人生阶段,观照吴晗的人生年轮,会发现,他的人生每逢尾数为“9”的年份,就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巧合,更隐藏着一代学人命运的密码。
●1929年,吴晗升入中国公学社会历史系,他的老师胡适引导他成为一个治明史的学者
1909年,吴晗在浙江义乌出生的那一年,胡适正在上海的中国公学,那是胡适一生唯一的荒唐时期,“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每一个年轻人都有可能走向歧途,问题在于能否遇到良师益友。吴晗十二岁在金华上中学,虽然读到了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但班里的同学也教会了他吸烟、打麻将。中学时代的吴晗差点被开除,他被父亲打骂一顿,负气离家出走。吴晗读中学时,胡适博士已名满天下。吴晗中学毕业,当了小学老师。显然,吴晗不愿一直当小学老师,想考大学,可是,父亲不同意。升学无望的吴晗,要到天台山当和尚。这也许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吴晗最终考入中国公学,在这里,吴晗遇到了胡适――影响他一生也决定了他人生走向的恩师。
1928年的夏天,吴晗(当年名春晗)是中国公学的预科生。次年秋,吴晗升入社会历史系。读历史系,并非偶然,吴晗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读完了《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在中国公学时期,吴晗开始给胡适写信问学。第一封信,吴晗准备作一篇法显《佛国记》的研究文章,列提纲请胡适对这篇考证文章加以指导,并向老师借书:“先生可否供给我必要的书籍或替我代借?”
在胡适讲授中国文化史课程时,吴晗得到胡适的指导和帮助,写出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胡适读后对人说:我又为历史发现了一个学生。赏识之情溢于言表。这篇论文卖给了大东书局,吴晗得了八十元稿费。吴晗就靠着这八十元稿费,在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也追随他去了北平。
1930年8月,吴晗来到北平。燕京大学没有允许他转学,在顾颉刚的帮助下,吴晗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当馆员。吴晗在图书馆如鱼得水,读了半年的线装书,并完成了《胡应麟年谱》初稿。胡适对《胡应麟年谱》表示赞赏,收到吴晗的来信后,约吴晗“有暇请来谈”。《胡应麟年谱》奠定了胡适与吴晗的关系,胡适对这位仰慕他的青年学子更加器重。此后,吴晗成了胡适联系密切的学生。
吴晗报考北大时数学得了零分,被拒之门外,而清华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吴晗就此登堂入室,走进明史的天地,步入专家的行列。胡适把吴晗推荐给时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1931年8月19日,胡适在给翁文灏(时任清华代理校长)和张子高(时任清华教务长)的转学推荐信中,评价吴晗:“功力判断都不弱。”还说吴晗“中国旧文学的根底很好”。以胡适当时的名望,对学生吴晗这样的评价,确实是很高的。
吴晗家贫,胡适为之考虑得非常周到,推荐他读清华的工读生,每月可收入二十五元大洋,对于吴晗来说,足以维持生活和读书之需了。在1931年9月12日胡适写给吴晗的信中,可以看到,胡适对吴晗的提携和奖掖是不言而喻的,他指导吴晗如何做好历史研究的功课和基础,并给他指明了治学的方向:胡适赞同蒋廷黻的说法,即让吴晗从秦汉向明史转向。胡适在信中提醒并勉励吴晗:“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蒋廷黻的点拨,就错过了一位明史专家的诞生,而吴晗本人的命运也可能就此而改写。
胡适解决了吴晗的入学问题,又亲书一副对联送给他,写着: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多谈问题,少谈主义。
由于恩师胡适先生的提携,吴晗非常珍惜在清华历史系读书的机会。他以勤学苦读和学术论文来回报恩师的知遇之恩。从此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不到六年的时间里,他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至少有四十篇。连同他入清华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等刊物上发表的著作,足足可以印成厚厚一本吴晗早期文史论文集。
1934年,吴晗从清华历史系毕业,获文学士学位。他在毕业照上题了一行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少说些空话,多读些好书――录胡适之先生语。”由于成绩优异,吴晗被留校任教。清华园里,不论是求学还是任教,吴晗在胡适“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谆谆教诲下,过着典型的学者生活。
●1939年,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吴晗,在昆明与袁震结婚,开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活
1934年下半年,由同学蒋恩钿介绍,吴晗认识了袁震。袁震也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比吴晗高几级,也比吴晗大两岁。
五四运动时,十二岁的袁震和姐姐袁溥之一起参加过爱国学生的募捐活动。大革命前夜,袁溥之、袁震和叔父一家都先后分别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大革命失败后,袁溥之入狱,袁震也与党失去联系。她在武汉待不下去,于1930年来到北平,考入清华大学史学系。在袁震身患重病不名一文的时候,受朋友委托,吴晗来到了她的身边。吴晗在生活上细心地照看袁震。他研究明史,袁震研究宋史,两人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感情十分融洽,逐渐滋生爱情。
吴晗在生活中受到袁震的影响,此时,胡适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袁震姐妹早年都参加过共产党的革命活动,这方面的影响渐渐地显示出来。
那段时间,吴晗常常站在病榻前,一往情深地望着袁震。袁震要喝水,吴晗就递给她一根玻璃管,替她捧着水杯。吴晗的家人和朋友反对他们的爱情,从世俗的角度来说,以吴晗的才华和名气,完全可以找一个貌美、健康的女子,或者找一位有地位和门第的大家小姐,但他对袁震心无旁骛,专注而执著。袁震却怕拖累吴晗,对姐姐说:“要把住这个关,不要误了吴晗。”
吴晗的好友罗尔纲在文章中回忆:吴晗的母亲坚决反对他和袁震要好,到北平想阻止这场爱情。吴晗的弟弟吴春曦和朋友也不赞成这门亲事。
在母亲回家乡之前,吴春曦找罗尔纲出面,向吴晗作最后一次劝告。那时吴晗正生病住院,他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罗尔纲劝告,却一句不答。罗尔纲见他不理,责备他不顾母亲伤心。吴晗是很孝顺母亲的,听了这话,他睁开眼睛流出泪水,低声说:“我和你的情况两样,追你的那个女子没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从母命,我不能从母命。”罗尔纲原以为吴晗抗拒母命,只是由于他爱袁震才高貌美。这时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袁震有重病要人照看,因此更从心底钦佩吴晗的为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吴晗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到昆明教书。吴晗到昆明后,非常挂念留在危城北平的袁震,月月给病弱的她寄钱,两地书信不绝,增加了他们在逆境中共同奋斗的勇气。1939年夏,袁震在积极治疗和炽热的爱情鼓舞下,病情开始好转,终于能起身行走。她由姐姐袁溥之和堂妹袁熙之陪同,从北平到天津,再搭船到越南海防。吴晗满怀喜悦地从昆明赶到海防迎接。在海防码头上,吴晗第一次看到站立起来的袁震,喜出望外。三姐妹到昆明以后,就住在吴晗家中。那时,吴晗的母亲和弟妹为躲避日寇,早已从家乡来到昆明,与吴晗住在一起。母亲仍然不同意吴晗的婚事,但吴晗仍旧耐心护理袁震,每天扶她出去晒太阳。那时,昆明市常有空袭警报,经常卧床的袁震不便躲防空洞,吴晗便把家搬到城郊东北的黑龙潭落索坡。
1939年10月的一天,《昆明日报》上刊登了吴晗、袁震的结婚启事。原来,前一天,吴晗对母亲说陪袁震进城看病,他俩来城内一家旅馆,约了几位朋友聚聚,算是举行结婚仪式。从此,这对夫妻开始了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活。
吴晗和袁震的爱情,在学者的婚恋中,出于尘世和偏见,称得上伟大而纯粹,超脱而坚贞。
●1949年,吴晗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华大学,9月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
吴晗原本可以做一名纯粹的学者,但历史的境遇没有让他安心做学问。吴晗的人生转折始于西南联大。
1940年,吴晗任西南联大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吴晗的转变与学者们在昆明的艰难困苦的生活有关,再加上国民党腐败、昆明民主运动高涨的大环境,吴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联大学者的艰苦生活,从赴昆明、重庆访问的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回忆录中可见一斑:“(考古学家)李济说百姓们现在都在挨饿。这些年来,他已死掉了两个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识分子们认为,如果他们是被重视的,或者是当此国难之际,全国上上下下各阶层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亲眼看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上层的奢侈消费。因此,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李济、陶孟和都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专家,和联大的教授一样处于挨饿的境地。费正清在《对华回忆录》中写道:“这儿的教授们都感到灰心丧气,预言严酷的警察管制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自由主义教育将被扑灭,经济生活以及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严密的组织控制。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阻止这种趋势的发展。”
据当时就读西南联大的李埏回忆,吴晗曾写了一本关于明朝朱元璋的书――《由僧钵到皇权》。因为当时朱元璋起义时军队扎了红头巾,所以就叫红巾军,简称红军。国民党审查的时候说书写得很好,可以出版,但是要改一个字,不要叫红军,叫农民军。吴晗家贫,妻子袁震又害肺病,吃饭只能买农民晚上卖剩的菜。而这本书只要能出版,吴晗就可以拿很高的稿费,但是吴晗表示:宁可不出,我也不改。
吴晗在20世纪50年代的自传中写道:“战争的情况越来越不好,袁震又经常生病,躺着不能起床。住在乡下,上课来回走四十里。有一次袁震必须入医院治疗,可是什么也没有卖的,凑不出钱,感慨得很,过年时贴了一副春联:‘书归天禄阁,人在首阳山。’”
尽管过着鬻书度日的生活,但他对学生非常关心,慷慨解囊赠书。李埏就曾因没住处而受到吴晗的帮助,住在他的书斋中。吴晗还亲自买来一部万有文库精装本《四库提要》赠与他。李埏在怀念文章中真挚地写道:
他手边那么拮据,还为此破费,能受之无愧吗?这件事,使我至今每想起,就感到无限的感激和不安。
联大学者有针砭时弊的传统,吴晗在课堂上常有讽刺、抨击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言论。1941年底,吴晗痛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用飞机从日本占领下的香港抢运私产和洋狗的无耻行径。他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有个飞狗院长。”他还对学生抗议孔祥熙行径的爱国行动表示支持。
1943年夏天,吴晗的人生出现一个重大转折――1943年7月,经周新民、潘光旦介绍,他加入民盟,他的思想上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这时开始,他告别学者的书斋生活,投身于时代的潮流之中。
西南联大结束后,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1948年10月,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得知国民党要对吴晗进行“管教管教”的消息时,立即让教务长吴泽霖通知吴晗离开清华园。吴晗为躲避国民党的逮捕进入解放区。
此时,吴晗已经离胡适的期许相去甚远。在历史的岔路口,两人分道扬镳了。1948年11月,当平津渐为孤城时,蒋介石已看到了北平失陷的结局。在搜罗故宫的古董字画和国库中金银珠宝的同时,开始了争取知名文化人士的“抢救学人”计划。胡适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抢救”的学者。在围城之初,吴晗曾两次登门劝恩师胡适留下,并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话不投机,二人不欢而散。吴晗走后,胡适对别人说:“吴晗可惜,走错了路。”
1949年1月31日,北京和平解放了,吴晗参加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之后,他以军管会副代表的身份接管清华大学。接着,他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等职。4月,吴晗当选为全国青联秘书长;9月,参加第一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10月,参加开国大典。紧接着,清华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吴晗作为清华大学的负责人邀请陈毅等人讲话。人人兴高采烈,连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家属和孩子也来了。吴晗在主席台上,看到终年卧病在床的梁思成夫人林徽因也来参加大会,席地而坐。吴晗担心她身体受不了,邀请她去主席台就坐。林徽因不肯,她说:“人家革命二三十年,我算什么?”
1949年11月,吴晗有功成身退的想法,不愿从政,只想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当教授教书。可是,他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新的时代召唤他,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信任他。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吴晗接受了北京市副市长的职务,分管文教卫生工作。
●1969年10月10日,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岁。吴晗的悲剧和思想转型之谜中,有太多的历史的黑暗与光明
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提倡要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之后,吴晗发挥自己“明史专家”的专长,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1960年创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响应号召。
历史的演进常常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进行。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成了“文革”的导火线,“文革”开始后,吴晗被揪斗、毒打,并被投入监狱。吴晗身陷囹圄时,不知会不会想起胡适在中国公学对毕业生的赠言:“不要抛弃学问,努力做一个学者!” 1969年3月18日,袁震被折磨至死。1969年10月10日,吴晗被迫害致死,终年六十岁。在“四人帮”毫无人性的残酷迫害下,1976年9月23日,吴晗和袁震的养女吴小彦在狱中含冤而死,二十二岁的吴小彦没有撑过黎明前的黑暗。
吴晗的思想转型和悲剧,成为20世纪中国政治风云的缩影。学者朱宗震认为,吴晗从政是传统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意识驱使,把学术当做政治的附庸。“一百年的经验证明,学者不应该纠缠在政治的正确性上,因为政治是一种社会利益分配,与学术的功能不同。吴晗一生就没找到政治上正确的学术,他也永远找不到。” 学者谢泳在《吴晗的悲剧》文中分析道,“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吴晗有过失误,有过政治迷失,但良心还在。(20世纪)50年代批胡适的时候,胡适留在大陆的朋友都写了文章,而吴晗没有,这亦难得。吴晗是有才华的明史专家,但由于失去了独立性(且不论这独立性是怎样失去的),最终酿成了悲剧。吴晗是令人尊敬的学者,但我们越是尊敬他,越觉得应从他的悲剧中吸取点什么。”
吴晗的悲剧和思想转型之谜中,有太多的历史的黑暗与光明,有太多的中国的苦难与忧思。吴晗生于1909年,那时,腐朽的清王朝摇摇欲坠,辛亥革命的曙光即将展现,从那时起,革命,就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宏大的主题。吴晗的生与死,之间的距离是一个甲子。1969年,吴晗死于神州浩劫,那也是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进行的运动。吴晗曾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古对照何其相似。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吴晗逝世四十年了,以史为镜,吴晗值得我们怀念,他的悲剧,需要后人的省察,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责任编辑/陈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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