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我感到自豪_生为中国人而自豪
时间：2020-08-16 07:17:0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从1953年夏天，我随父母从日本大阪舞鹤乘“兴安丸”号轮船回到父亲日夜思念的祖国，到今天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时常想，如果当年我没有随父母回到祖国，今天又该是怎样一幅情境。经常有人问我和老田(我的丈夫田富达)，老家在哪里，我们俩总是自豪地说老家在台湾，不论是在天津还是北京生活的这些年，我们挂念着故乡的人和事，也为国家的建设略尽绵薄心力。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2周年，也是全国台联成立30周年，《台声》杂志的编辑数次邀我写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因我从小生活在日本，中文程度不好，写文章对我来说是件困难的事情，但这篇短文却也代表着我内心中最大的呼声、一个普通台胞的呼声――生为中国人而自豪。
父母的故事
1902年，我的父亲徐林利出生于台北，33岁那年带着我们全家老小，离开故乡赴日谋生。尽管几经周折与朋友合伙做了好几次生意，但都不如意，最后只好放弃经商的念头。那时的我还年幼，无法理解父亲在日本寄人篱下的苦闷与寂寞心情。随着成长，后来我也能理解父亲对故乡的思念。
因生意不如意，又客居异乡，父亲始终打算带全家人回台湾，毕竟那里才是家。记得那时，父亲买好船票准备第二天一家人乘船回台湾，正巧一位台湾老乡急于回台湾处理家事，父亲把船票转让给朋友一家。未曾想那艘回台湾的船，竟因天气恶劣沉没了。就这样，我们全家回台湾的事就此搁置了。
后来因为神户的房子要拆迁，我们全家搬到了大阪。老实、忠厚的父母又因日本老板以借款的名义被骗走了一笔拆迁款。这件事也让父亲心中回老家台湾的念头再次升起。后来听父亲说，他在大阪国际新闻社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看着来自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报道，满心欢喜的回到家中宣布我们全家要回祖国，因为我们是中国人。
1953年的夏天，我们全家人从大阪舞鹤港乘“兴安丸”号轮船回到了父亲口中时常提起的祖国。船到塘沽后，一下船全家人就感受到当地政府对我们这些台籍华侨的关心，有条有理的安排我们的生活、起居和工作。父亲和母亲落户到天津劳动局第一技校，我和姐姐则到北京就读语言学校。父亲回到祖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奉献出来，还为技校的工作提出各种改进的意见和建议。在天津父亲获得了诸多的荣誉，如“模范华侨”、“先进工作者”等等。那段时间我在北京学习、工作，听母亲说，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家家都吃不饱，周围不少从日本回来的华侨纷纷向国家申请生活补助，但他们却从未张口，因为那时国家的负担很重。为了保证生活，只得变卖从日本带回的东西渡过难关。1981年，父亲因脑淤血不幸去世。我想也许回到祖国的28年才是父亲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吧。
我的母亲徐淑桂是台湾新竹人，19岁时为了逃婚离家赴日，历经各种生活磨难。后来在日本遇到父亲，因是同乡人，自然就走到了一起。我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位开朗、美丽、坚强、勤劳的妇女。记得小时在神户时，一次母亲突然大出血，送去医院时，医生说，她体质太虚弱，因失血过多，做手术时用麻药风险太大。那次手术母亲在没有麻药中挺过来了，当时我对母亲的坚强很敬佩。母亲就如同众多台湾妇女一样，长期以来很尊重父亲的各种决定，我们全家从日本回到祖国后，她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在家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特别是在3年自然灾害时，与父亲同甘共苦。1976年，我和老田把父母接到北京后，母亲一边照顾已卧病在床的父亲，还要照顾我的3个孩子。也正因为母亲帮忙操持家务，我才能放心地工作。
1985年，在台胞乡亲的帮助之下，母亲与在台湾的大舅舅取得了联系，彼此约好在香港见面，我们姐妹随母亲赴香港。近半个世纪的分离，母亲和舅舅相拥而泣。不久后，母亲在美国的二弟也特意到北京看望。母亲常说自己比父亲更幸运，虽然有生之年没能回到老家台湾，但毕竟见到了分离多年的亲人。母亲过世后，我和老田把我父母的骨灰散在了故乡的土地上，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带他们回家。
异乡到故国
1938年，我出生在日本神户，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这里度过。如今我还记得，年幼的我被日本同学骂做“支那人”、“清国奴”，甚至扔石头让我滚蛋。童年的岁月和很多台湾乡亲一样，我们在被歧视中度过。
由于神户的房子要拆迁，中学时我随父母搬到了大阪，在大阪瑞光中学继续学业。记得刚刚升入中学二年级，有一天父亲回到家中，满脸兴奋地告诉我们要回祖国。那时的我，朋友都在神户、大阪，对祖国完全是陌生的。那里没有朋友，环境也不熟悉，我不能理解父亲的决定。1953年夏天，我们全家从大阪舞鹤港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在船上的3天，由于晕船我几乎不能吃东西，到了天津塘沽港时，迎接我们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为我补充了葡萄糖。那一刻，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祖国最亲切、最温暖的关怀，当时的情形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了解到，那时候很多旅居日本的台胞乡亲响应祖国的号召，回来建设新中国。我也从很多朋友的讲述中看到大家当年从日本回国的艰辛。回到祖国后，父母留在了天津，我和姐姐则到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念书。那一年我14岁，学校里全是从世界各地随父母回到祖国的小华侨，大都不会讲中文。我一边为能继续学习而感到庆幸，一边又为远离父母而担忧。记得初秋时，学校发给我们每个学生棉衣、棉裤、棉鞋等一整套过冬用品。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还说笑穿上像大狗熊，哪里知道那时北京的冬天有多么的寒冷。当我们穿上厚厚的棉衣，才体会到祖国对我们这些孩子的关爱，如同我们的父母一般。1955年，姐姐回到了天津父母的家中，我继续留在补校学习。这一年体检时，医生发现我感染了肺结核，于是一边学习一边养病。我还清楚的记得，那时每当升学考试，我因紧张病情容易复发，经常是反反复复发作，好在周边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照顾有加，还把我送去温泉疗养院休养，直到高中二年级身体才恢复了健康。
1964年底，经台盟的介绍我考入了中国国际旅行社日本部。该部有几位朝鲜族的同志，其他都是大学毕业生，我的中文只不过初中水平，日语也只达到初二水平，始终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工作。那时没有时间学习和进修，只能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学习和锻炼。每每深感自己能力太差时，我就拼命地工作，虚心地学习。为了工作需要我努力克服自己的困难，完成工作。由于工作性质决定，那时的我每年有半年以上的时间不在北京，家中事务还有照顾孩子的工作都交给了母亲和老田，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愧对孩子们和老田。
我从小生在日本，长在日本，和日本人的语言习惯十分相似，每当看到接待过的日本友人返回日本后邮寄来的书信，看着上面对我工作的感谢和赞扬，总让我感觉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记得 有一次我担任邓大姐(邓颖超)的翻译，日本友人听到我的日语，还以为我是日本人，赞赏我的日语听来很亲切。那次和邓大姐接待日本友人的照片，如今还挂在我家的墙上，也是对我工作的最好纪念。后来团中有位日本社会党议员，得知我台湾人的身份，从小客居日本的经历，还写了篇《在北京盛开的红花》的文章介绍我。
我和老田的故事
当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一直想把这些年对家人的亏待弥补回来。因此一退休，我就向家中3个孩子宣布，他们的孩子要自己照顾，我要照顾好老田的生活。
像我和老田同是台湾人的台胞家庭在大陆台胞中并不多见。常有人问我和老田是怎么认识的。我常笑说，我们是跳舞时认识的。那时我还在读书，学校组织台湾女青年和中央民族学院的台湾少数民族同胞组成文艺宣传队，到北京的几所高校去表演节目。那时，我已经知道老田这个人，但并不熟悉。后来台盟中央经常举办在京台胞的聚会，一来二去，我和老田彼此熟悉起来，1961年我们便结婚了。
老田1929年出生，是台湾少数民族泰雅人。常昕他和我说起，幼年时身为少数民族的台胞乡亲被日本统治者所压迫。他12岁时双亲故去，养育两个弟弟的重担便落在了他的身上，为了生活离别新竹关西镇，因看到国民党征兵布告，觉得条件优渥，就糊里糊涂地来到大陆当上了国民党兵，他很快就被解放军俘获。也因此老田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作为台湾少数民族的代表，他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年纪轻轻就被送到军大学习。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会议时，还被选为5位台籍代表中的一员，并在大会中发言。
如今老田已是耄耋老人，但心中仍装着乡情、两岸情。从一个台湾少数民族的穷孩子成长为国家高级干部，他这一辈子忠于国家，任劳任怨地工作，也支持我的工作。这一生中，我最想感谢的两个人，一位是母亲，一位就是老田。
两岸关系有了改善后，周围很多台胞乡亲和故乡的亲人取得了联系。老田的弟弟得知大哥在大陆健在时，喜出望外，特意来大陆和我们相聚。那一次，看着他们兄弟分离近半个世纪后含泪抱在一起时，我内心祈盼两岸不要再分离了。1994年，老田的弟弟和弟媳妇来到北京，希望我们可以回到故乡看看，但几次努力送到台当局的申请都被拒绝了。好在后来在岛内乡亲的帮助下，我和老田在1996年终于回到了故乡，那也是我从出生后第一次回到故乡台湾。回乡前夕，我和老田的心情是一样的，激动、期盼着早日踏上故乡的土地，期待看一看我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听来的故乡往事。
那次回到故乡，老田的弟弟(船长)，由于出海没能见到，弟妹则是辞去了工作，专门陪同、照顾我们两人。回到台湾，老田的父母、最小的弟弟都已故去，我们来到他们的墓地扫墓。在台湾的日子，我见到已85岁高龄的姑姑，小时一起长大的堂姐、表哥、表姐、二舅和三舅(当时大舅已病故)每天沉浸在亲人的热情款待之中。
对故乡的眷念，让我和老田在2005年再次得以回到故乡台湾，这次回乡很顺利，在故乡一个月的时间，那次老田的弟弟已退休在家，因为他身体也不好，我们决定住在旅馆，他们不同意，最后执意要准备每天的餐饮。这一次回到故乡，老田见到了不少台湾少数民族的乡亲，但由于车途劳顿，患上重感冒，在乡亲的帮助之下，住进了新竹马偕医院，诊断为肺炎加哮喘。在台湾医生和护士的照顾之下，住院18天，出院后老田笑着和我说，这次回台湾，很辛苦，也很幸运，捡了一条命回来。住院的时候，每天病房里都是来自全台各地的朋友、亲戚，两位高龄的舅舅也亲自前来探望。离别故乡时，我内心感动着，也内疚着，因为回到故乡还要这样麻烦大家。
自从1953年我和父母回到祖国大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台湾人，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回想半个多世纪在大陆的生活，常常感叹，我和老田的人生是如此幸运。我始终记得邓大姐不止一次语重心长的说道：“采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明确的、肯定的，不是策略的，更不是采取统战。”我很感动，学着邓大姐说的那样，用真心、热心接待台胞乡亲。因为我是台湾人，希望岛内的台湾同胞也直接感受到来自大陆的关怀。我和老田都盼望着有生之年看着两岸同胞的大团员。这几年，两岸大开放、大交流、大发展的形势甚好，但也有坎坷和隐忧，要解决两岸的根本问题，任重而道远。但不管怎样，我和老田盼望着在有生之年看到两岸同胞的大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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