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移植现状:黎明之前] 中国器官移植现状
时间：2020-07-23 08:04:2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国内唯一一家“心、肝、肾、胰、肺”五大器官都获得临床移植手术资质的研究所。所长陈孝平就他所了解的器官移植现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08年11月举行的“第四届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暨2008医学前沿论坛”上承认了“中国相当大比例的活体移植来自非法买卖”,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翟晓梅教授也早已对外指出,我国目前97%以上的移植器官来源于尸体(死刑犯捐赠)器官,但陈孝平仍小心地避免在谈话中直接提到“死囚供肝”和“器官买卖”这样的字眼。
真正的野蛮阶段已过去
问:死囚犯还没咽气,外科医生已经等着摘取器官了,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过吗?
答:上世纪80年代时,没有亲属供肝这个说法,只有你刚才讲的那个来源(指死囚供肝),那确实是有你说的情况。现在,国家已经公布了一系列的行业准则、规范、要求。第一要符合人伦,第二符合法理,所以正在慢慢从混乱走向有序。有一些报道,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出入。我认为在器官移植的历史上,真正的野蛮阶段已经过去了。
问:您说的野蛮指的是什么?
答:就是痛感。现在要求取肝和取肾必须都在麻醉状况下、无痛状况下拿的,不是你们所想像的在很痛苦的状态下拿的,那是很野蛮的。拿心脏,是要在活动状态下拿的,供体来源必须是严重脑损伤,是不能恢复的了,是没知觉的了,但心脏还在跳;如果是拿肝脏的话,可以是脑损伤,也可以是心脏骤停的,但也必须短时间内拿出来才可以。这和网上一些传闻是有出入的。
问:您对移植医生“杀人盗器官”案件怎么看?
答:至少真正的医生是不会那样去做的,做那种事的都不是医生。这样做从人伦上说是非人道的,从法律上说是违法的。
亲属间移植也只是过渡
问:在你的所里,肝源充足吗?
答:远远供不应求。
问:所以你会劝亲属之间活体移植?
答:我不是在“劝”,而是提供一个治疗方式,让他们自己做选择,根据自身的条件和情况来选择。这样讲吧,治疗终末期疾病,移植是现有办法中的一个选择,它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一个阶段性的治疗方法。既然换肝,肝脏就要有来源,从哪里来呢?过去的来源主要是尸肝,这个你们都知道的,尸肝的来源过去有几种,一种是严重脑损伤的,还有一种是突然心脏停止的(指处决后的死囚犯,记者注)。尸肝的来源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配型方面差异很大,短期效果可以,长期效果不好;第二个是供不应求。这样就存在很大的矛盾。为了缓解这样一个矛盾,为了提高治疗效果,我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一个理念:可以考虑用亲属的部分肝脏供病人用。
实现这个想法,首要解决的是技术层面问题,要保证献肝者和植肝者的生命都能得到保证,献肝者献出肝是安全的,受肝者得到肝是有用的,那么供肝就不能切得太多。虽然从理论上讲,人类的肝切除80%,人还可以活下来,在过去的医疗史上也有个别这样的例子,但毕竟会带来巨大的创伤,会引起捐肝人今后的生活质量严重下降,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把一个健康人变成残废人,这也是社会所不允许的。所以原则上切除不超过一半,安全系数就会增加。我做的实验得出的比例是36%。这就有一个要求,病人的肝脏也要保留一部分,保留大约30%多,这样,加上移植的肝,一共能有70%多。
问:目前看来,亲属间供肝是最理想的方式?
答:在治疗上,肝移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伦理上,亲属间肝移植也是一个阶段性的过渡性的办法,因为让一个健康人开一刀,使他的健康受到影响,也是不符合社会伦理的。所以今后的方向应该是批量生产器官。
我们正在研究或正在探索的就是克隆肝。通过转基因技术,使猪、牛、猴等转基因动物的肝和病人的血型、基因匹配,不产生排斥反应。
还有一个方向,就是现在很热门的干细胞培养技术。通过培养人类的干细胞,定向分化,长出一个新鲜的肝或新鲜的肾来,就像种花一样。现在有一个可喜的成果,前几年,英国科学家用这种方法培养出了一个手指头大小的“迷你肝”。
如果这两个方向上取得突破,就可以不必从尸体里取肝,也不需要亲属间供肝,就好比上了生产线。如果达到这一步,就像汽车坏了换零部件一样,一百岁以上的老人就很常见了。
最终解决或在下半世纪
问:这两个方向,现在走到哪一步了?
答:转基因动物方面,我们研究所有一个实验团队在做。不过从实验到临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只是个目标。人体器官不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能否可行真是未知数。
干细胞培养方面,我觉得全世界在未来20年能做到哪一步还很难说,也许半个世纪以后才会变成现实。但现在毕竟有一点点曙光了,有一点点苗头看出来了。到那时候就没有流血和犯罪,也不伤及生命伦理了。
问: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全世界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怎么办?
答:现在只能等待了。尸体器官移植和活体亲属供肝两方面加起来,还是供不应求。
问:器官捐赠不是一个补充方式吗?你院不是开展了脑死亡捐赠器官的探索吗?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这只是一种探索,但不可能得到推广,因为法律不允许。国际上是有把脑死亡病人生前表示过捐赠意向的器官作为来源的,但在国内存在立法问题。
问:立法的困难在哪里?
答:在于判断是不是脑死亡。首先,器官移植医生是不能参加判断的,只有非器官移植医生才能决定是否脑死亡。第二,脑死亡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多半的情况是模棱两可的,就怕造成误判,造成“非故意的谋杀”。
每年全国人大开会,器官移植医生个个都希望能对器官捐赠立法,可年年都连立案都立不了。主要的顾虑有两方面,一是东方人的观念里,凡是孝顺的子女都希望他的父母或亲戚死了以后保全尸,不要破腔开肚。这是一个社会文化的背景,一时半会不可逾越。第二就是误判不可避免。
问:那么靠呼吸机维持的病人有捐赠器官意愿的可以实现吗?
答:靠呼吸机维持的病人,哪怕他有捐赠意愿的,也不能拿他的器官。因为国家法律里也没有这一条。我们要维护法律的尊严。
问:中国未来肝移植需求量还在增加吗?
答:这跟肝病的发生环境有关。中国是个肝炎大国,一亿多人携带肝炎病毒。但我想将来肝炎发病率会下降的,现在已经有下降趋势了。
(本组文章摘自1月14日《文汇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1月底,广东省工商联发布全省首份“富二代”调查报告,报告称,未来5至10年将是非公有制企业主交接班的关键时期,30.5%的非公企业计划由子女接班。
从“70码事件”到“校园选妻”,与“富二代”这个群体相关的新闻总是弥漫着金钱的色彩,并伴随着巨大的争议。
然而,“富二代”中,有一群人正意欲为自己正名。在外人眼里,他们含着金钥匙长大,拥有将梦想直接转化为现实的资源;他们开跑车、穿名牌、买豪宅,轻轻松松。但他们说,他们有着人们无法理解和未曾体会的压力。他们很孤独。
宏观层面上,广东民营经济约占全省经济总量的42%,而企业主的个人素质是民营企业成败的关键。走进并了解“富二代”这一群体,无疑可在某种意义上了解未来5年至10年全省乃至全国的经济走向
“富二代”欲更名“新一代企业家”
□ 李 颖
上海苏州河边,一幢外表并不起眼
的二层小楼,“接力中国”的四字招牌低调地挂在楼梯口。
“富二代”俱乐部
1月底的那个周末,小楼铁门紧锁,步入其中,却别有洞天。装修未必算得上豪华,却很周全细致。大厅里摆放着精致的台球桌和超大屏的液晶电视。一个“X―BOX”游戏机像个标签,证明这里是年轻人的领地。
大厅一角,专门开辟了阅读空间――从叔本华的哲学名著到《货币战争》,几百本书籍的主题涵盖人文和商业。
到过此楼的人都说,平时总能见到身穿正装、手夹皮包的中年人正襟危坐,冷静中略带不安。很多人都是揣着项目书来的,拜访这里的“孩子们”,从中争取可能的合作者。
“接力中国”,全称“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 一个聚集了100多位中国“富二代”的非盈利性组织。
这里聚集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等地三四十名处于接班前后的企业二代掌门人。有的父辈是各省首富、业界大王,拥的多家上市公司。保守估算,他们平均身家超过1亿元,而他们能够控制的资本,高达上千亿元。
校园创业的“千万富翁”
1月30日,旁听完市里的两会,陈豪就赶到了苏州河边的“接力中国”总部。他是“接力中国”理事长,也是发起人之一,他本人的身份,是浙江嘉兴“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超级富豪,涉足制造业、房地产等多个商业领域。
这个1982年出生的年轻人,在朋友的眼里属于“少年老成”。
“我们并不像外界想的那样含着金钥匙出生,实际上我们见证了父母事业的成长,从小见证了他们从小作坊慢慢做起来。”陈豪说,作为家里的独子,传承的压力从他懂事起便已觉察到。“接班,还有企业将来的转型,我们都需要比第一代更高的素质。”
陈豪选择了自己创业。在上海华东理工大学读书时,陈豪把家里给他的学费作为启动资金。他在学校租了两个店面,鞋子、化妆品、文曲星、手机、电话卡,学校里能卖的,他都卖。大三、大四时,他“有幸参与了一把”无线增值业务,销售额高达1000万元,“交税就交了100多万元”。毕业后,陈豪没有去父亲的公司,而是转行做了投资人。“一开始用的是父辈朋友的资金,这两年已经逐渐市场化。”
虽然选择创业,陈豪仍然将他的个人选择纳入到整个家族的发展战略中。“我在做的实际上也是铺路的工作,为家族将来的转型做准备。父辈也在尝试投资矿产。”
“家族传统制造业的利润率只有5%。我希望我的投资每年的回报率能达到20%-30%。”
为实现心中的梦想
Natalie(注:应本人要求,采用其英文名)坐在属于她的酒店里,温婉地笑着。她一边接受采访,一边招呼着到访的客户,还抽空问候了生病的员工。
她是“接力中国”的成员之一,2006年回国后,Natalie选择自己创业,说服投资者开了这家设计酒店。Natalie亲自设计、装修这家酒店,还亲自管理,准备打造“鸿・酒店”这个品牌。“酒店就像我的一个Baby。”Natalie还记得设计施工时,开着迷你“cooper”,为酒店马桶杀价时的尴尬。从留学归国的千金小姐到酒店行业的女企业家,Natalie只用了两三年时间。她还拜了如家和汉庭的创始人季琦为师,希望把自己的“鸿”打造成为设计类的连锁酒店。
Natalie喜欢一切健康、快乐、积极向上的东西,平时很喜欢看书、考察酒店。加入“接力中国”后,她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就像找到了组织”,“以前工作没有归属感,现在大家在一起就像上学时的班级。”
接班还是创业?
“我希望,我们这个组织5到10年内能走出马云、郭广昌这样标志性的人物。”陈豪满怀憧憬。
从小,“富二代”身上就被寄予厚望,而金钱在他们眼里从来不是问题。从小,他们顶着家族的荣耀光环,在旁人“异样”的眼光中成长;从小,是轻松地当“败家子”还是延续父辈创下的奇迹,他们一直在这两个选择中徘徊。
“我其实从小就特别怕被人叫败家子。因为我特别崇拜我的父母,他们让我一出生就与众不同,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样的成长机会,所以我特别崇拜他们能够创立一番事业。我最大的噩梦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不负责任,毁掉了父母这十几年创立的一切。”北京伊利诺伊集团叶志文曾说。
“富二代”中的很多人,都曾经迷茫过。有一天,他们终于长大了,终于要做出抉择了。
Lily想过留学回国后去外企工作两三年锻炼,但考虑再三,还是听从父母的劝告直接进入家族企业。
“70%的人是要接班的。”在此前“接力中国”做的“富二代”调查中,已经进入家族企业的“富二代”中,61%进入了决策层;另有29%的人已担任经理以上级别的管理者;有6%的受访者在单位中担任部门主管类职位;仅有4%的受访者担任普通员工。
而整个“富二代”群体中,有54%的人选择了自己创业。
和普通人不同,“富二代”很容易跨越创业门槛。创业资金额在50万至100万元之间的,占53%;在100万至200万元之间的,占22%;50万以下的,占25%。
创业,就有赚有赔。“其实我们还算坦然。去年有一些项目是停掉了。但是都没有到一下子崩盘的地步,也不会伤筋动骨。我们的创业,是父母在可承受范围内允许我们去探索。”对于去年传出的“富二代”卖掉家族工厂的事,陈豪不以为然:“我们没有这样的事。第二代还没有卖厂的决策权呢。”
当然在父辈心中,让二代创业只是让他们“摔打”一下,最终是要进入家族企业的。一位会员的创业梦就以“自己企业被家族企业收购”而终结的,母亲给了他一份收购文件,并且告诉他,“总公司两个部门,你直接去管理 。”
进入“商业王国”
父辈打拼下的“商业王国”,庞大而复杂,即使顶着“接班人”的光环,也仍然会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初进公司,有时会像无头苍蝇,不知从哪里着手。即使开会时很想发表意见,但刚毕业的他们对很多问题都可能是外行。这让他们觉得沮丧,留学背景和高学历似乎没有用武之地。而从基层做起,却因为有着接班人的光环,而与旁人的沟通总难免带有隔膜。
Lily的父亲告诉她,做人不能太自私,要多想想周围的人,多听、多看、少说、多做。摸索了半年多,她和父母达成了协议。现在,公司每天进出账目,她都会看,工作已经渐入佳境。
2009年,温州江南矿业的郑坚从家族企业的基层开始干起:穿员工制服、学做包装、拿锤子钉板。身边的员工,有的顺从,有的也会故意刁难他。装箱的时候要写装箱单,看似简单,但货的种类有几百种,每种的数量又不一样,每次要写上五六百张。“我就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我们这代人打字多,但这个工作就是要用笔写,一天下来,连捏筷子都没力气了。”
“富二代”逐渐接班的过程中,两代人在经营理念上的冲突,时常会发生冲突。上一辈的经验和稳健,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都是“富二代”亟须的财富。另一方面,有着海外留学背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80后”,则不断地带来新的想法和创新的生意模式,也更多地涉足传统制造业以外的金融、房地产等行业。
一位在鞋业打拼天下的“富一代”希望儿子早一天承担起家族企业的责任,自己到时就可以退休了。不过,对于“80后”企业家接班人群体,他觉得,“大部分还不够敬业,也没有把工作放到第一位。相对我们这代,他们从小一帆风顺,挫折很少,经验都不足,在为人处事上也单纯。”自身的不成熟反映在企业管理中,资历、经验和智慧都不足以服人,因此,在如何用人、如何调动员工积极性、如何贯彻执行力、如何凝聚人心等方面都有欠缺。
在陈豪眼里,“富二代”接班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人”。“父辈打拼多年,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团队。他们也会有意将社会关系引荐给我们。但可能两代人之间还是有代沟,我们需要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构建自己的团队。
“‘富二代’太负面”
“富二代”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其奢华、张扬的生活方式。
“现在,‘富二代’这个提法太负面了。其实,有炫富的那一种,也有积极向上的那一种。大部分是积极向上的。其实,大家都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你要给他时间和空间,需要有这样一个机制。再过几年,他们也会有变化的。”陈豪和朋友们正在计划宣传以“新一代企业家”的新提法代替“富二代”这一“负面称谓”。
去年,浙江、江苏等地都先后对“富二代”进行培训。而广东也有类似建议。“其实这两年各种培训都有,也有各种机构来找我们合作。这样的培训,出发点是好的,希望引导我们朝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大家都在摸索,最后还是要从我们自身真正的需要出发。”
(2月9日《广州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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