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书记解读环保谜局|中央书记叛徒
时间：2020-07-23 07:56:4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提起侯宜中这个名字,在江苏省仪征市可谓是无人不晓,很多老百姓用“仪征英雄”来形容他。从2004年底调任仪征市环保局党组书记,到2007年3月退居二线,再到如今专职“上书”,侯宜中累计收集、形成各类材料20余万字,向各级领导呼吁、反映仪征“扬州化工园”的环保问题19次,终于让仪征的环境问题渐为世人所知。
环保干部“站得住的挺不住,挺得住的站不住”
在侯宜中眼里,临沂的水污染其实是很普遍、很典型的中国式基层环保问题。“作为邳州来说,被污染了,他们按理说是可以跟上游山东这边‘发火’的。但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因为排污的是兄弟省市临沂的大企业,所以临沂市政府这边可能很早就会跟徐州这边打招呼,如果真是这样,那作为县级市的邳州又有什么‘权力’再‘发火’呢?从经济层面上说,产生污染的大企业也很可能会出钱补偿下游那些被污染的乡镇,这个钱未必会进老百姓口袋,但如果拿了钱,至少当地官员们是不会再出声了。从区域层面上说,污水流经地区的经济发展快慢、平时流域污染程度的大小、沿河群众穷富和对环境保护意识强弱不同,对此都会有不同的反应。”
“再看临沂这边,之所以污染会持续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可能是因为污染还没有影响到整个地区的根本生存问题。在巨大的GDP‘诱惑’前,当地的环保干部就只能做做稳定工作。砷污染被曝光,主要因为它毒性太重,影响过于恶劣。”在侯宜中看来,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大安全事故、大群体性事件、大领导过问、大媒体曝光这“四大”出现的时候,基层政府才会开始重视抓环保。
“其实基层的环保干部面对污染,要承受来自企业、群众、领导三个方面的气,管与不管都要有一头不讨好,这样的压力之下,能不为‘政绩’,而真正为保护环境‘叫劲’的人还能有多少呢?”侯宜中以他几年来一直举报的扬州化工园为例:“几年来尽管环保违法违规一直不断,但仪征还是有一大批人因为化工园而升迁。既然如此,谁还会去为保护环境‘卖命’呢?现在不少的环保局长,基本都是‘站得住的挺不住,挺得住的站不住’。”
法规标准相对滞后
环保部门无力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较快,化工产业的飞速发展有目共睹。但原有国家制定公布的污染物排放标准过低,已明显不能适应人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这也造成了时下即使“污染严重”、环保部门也“无能为力”的窘境。
侯宜中告诉记者,扬州农药集团优士化学公司的废气长期扰民,严重影响了仪征城市发展和市民生活,但由于排放的废气特异因子没有国家排放标准,尽管“民怨沸腾”了五年,除了行政力量制止、干预以外,对企业至今无法处罚。
与此同时,相关环保法律在日益严重的污染面前也显得有些“软弱”、“单薄”。侯宜中表示,有时,面对一些企业的污染行为,执法人员看了恨之入骨,可是要处罚、制止,却找不到相应法律文件的具体规定。即使有处罚条款,可操作性也不强,光是罚点小钱,对于污染环境者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相对于昂贵的污水、废气处理费用,几万到几十万的‘违法成本’真是太低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有恃无恐乱排污的症结所在。”
江苏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日前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盐城市“2・20”特大水污染事件主犯、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胡文标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这是我国首次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对违规排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判刑。侯宜中对此举双手赞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信号。没有正直媒体的曝光,就不可能产生这种信号。在一些地方的基层政府,有了污染一糊二捂三拖,不出事不重视,甚至出了事不曝光不处罚。只有处罚严厉了,才能让那些无视环保、恶意排放的人有所顾忌、不敢犯罪。”除了处罚排污当事人以外,侯宜中认为还应当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控制住污染的势头。
一些排污企业想方设法
与环保部门“躲猫猫”
作为一位前环保局党组书记,侯宜中目睹的污染事件不少。在他看来,尽管目前国民的环保意识正在逐渐提高,但细看到各个阶层、各个领域,其中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一些大型企业环保意识较高,能自觉、主动地把环保放在第一位,而很多中小企业对环保认识就非常肤浅。另外大城市的企业整体环保意识高于同类型小城市企业。
侯宜中给记者介绍了很多企业惯用违法伎俩:“为了早投产,他们可以不批就建;为了回避、应付环评,他们可以说谎、做假,甚至勾结环评公司;为了减少投入,可以不建、少建、迟建三废处理设施;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处理设施可以少运行、不运行、偷排、暗排。这些企业经常与环保执法人员‘躲猫猫’,‘打游击’,这样一来,就更增加了基层环保的难度了。”
在采访的尾声,侯宜中建议:“一些经济发展较快、污染严重的地区应该放一放GDP,用‘环保优先’来修复环境状况;对正在发展之中的地区应真正实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并重’方针;对生态保护责任重、不宜发展经济的大流域、自然保护地区应当运用国家‘生态补偿’政策,重点保护生态环境。”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资源不足,环境形势将更加严峻,环境污染的事件还将不断出现。现实国情已经表明‘中国污染不起’,‘污染了也治理不起’。现在,中央关于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和新的科学发展考核评价意见已经出台,地方政府如果再不改变重GDP轻COD(化学需氧量)的老观念,那迟早还是要走国外‘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这条路中国人走不起。”侯宜中沉重地说。
从治水到治官
水污染进入爆发期
2004年之前,虽然曾有过1994年的淮河水污染、2002年的南盘江水污染、2003年的三门峡水污染等几次重大水污染事件,但都是零星的。2004年开始,中国水污染进入了高发期,2004到2006三年,就发生了四川青衣江水污染、沱江磷污染、松花江重大水污染、白洋淀大量死鱼、湖南岳阳砷污染等十几起大事件。
环境管理机构将中国48个主要湖泊认定为“严重污染”。在从中国最大的两条河流长江和黄河所提取的水样本中,有1/4被发现污染严重,甚至不能用来进行农业灌溉。中国环境保护部的数据显示,到去年9月,中国已向2712个水处理项目投资74.6亿美元。
目前水污染状况令人震惊。不仅是南方的太湖、滇池,就连一向很少有蓝藻出没的北方地区也难以幸免:吉林长春饮用水库爆发蓝藻可以说是百年一遇。“北戴河饮用水库也出现了蓝藻蔓延现象,这在过去不可思议。”
“这是一个国家层面的战略,将从宏观上认真思考过去的思路是否有问题。”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王金南研究员告诉记者,水污染问题的集中爆发,给全国上下敲响了警钟。
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庞靖鹏博士告诉记者,水污染分点源污染和面源污染,点源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和生活污水的集中排放。面源污染的来源比较广泛,其中主要是农田的面源污染,来自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残留物。另外如工厂向河道、水库排污、水库周边的炸鱼事件、网箱养殖等等都会造成污染。即使污染物达到零排放,仍然不能有效控制水体污染。面源污染是长期积累的。太湖连续几年出现蓝藻爆发就属面源污染。
“中国要避免走发达国家的弯路。国外有一些好经验,比如清洁生产、循环利用等等。中国这几年对水污染逐渐重视了,已经由发改委牵头成立了一个太湖联合治污机构。”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处处长张旺对记者说。
但形势却并不乐观。众所周知,工业生产会消耗大量的水,并产生大量污水。能源、化工、造纸、冶金等很多随着工业化社会发展而崛起的行业全都是高耗水行业。另一方面,城镇化使大量农民涌入城市,而当人们从乡村走进城市的时候,他们在个人用水耗费量上至少增加5倍。而农田灌溉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并没有减少甚至在上升。
随着现代化城市的发展与工农业的增长,人类的用水量亦呈直线上升趋势,而且这种直线上升的趋势将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难以遏制,其势头将会越来越强劲。但是,工业社会不一定必然导致水缺乏和水污染,关键是能否即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水的根子在GDP
今年2月20日江苏省盐城市自来水厂发生水源地严重污染事件,近20万居民饮水受到影响。偷排污水的肇事者是位于取水口的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标新化工连续多年被评为盐城市十大标兵企业,是盐城的“利税大户”。这家在2008年即被列入《盐城市饮用水源保护区和通榆河重点整治企业名单》的化工厂,属限期搬迁之列,却依然敢明目张胆地“偷排污水”。
盐城事件不是特例。一个并不罕见的现象是,在很多地方,为了确保GDP的高增长,一些明显不合环保要求的甚至属严重污染的企业受到地方政府部门的保护,利税大户对GDP数字增长的贡献依然重于一切。
从2004年开始,中央高层的发展观念已经转向,“又好又快”、“以人为本”等提法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当绿色GDP热闹过一阵儿,被认为从技术上看无法纳入考核体系。告别GDP崇拜喊了几年,以GDP衡量经济发展不够科学已成常识,但现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官场强大的惯性,使官员的升迁路径依然沿着既定轨道。
在采访中,不止一个人告诉记者,主要阻碍水治理的,是国家目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而最深层的原因则是GDP追求。中国水污染的根源在于地方过于追求GDP,而这则是现在的干部考核机制决定的。这个核心问题不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不可能真正解决。对水利再重视,节水口号再漂亮,水治理方法再推陈出新,都无异于扬汤止沸。
水危机背后的政治
即使真正告别了GDP崇拜,中国水治理问题离彻底解决仍有距离,因为有太多的利益群体夹在中间。
在水环境的治理、水环境污染的治理上,水利部门则和环保部有职能交叉,水功能区划由两个部门分别报当地人民政府。同时两个部门职能存在割裂,所谓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即使水利部门认为排污超过了河流纳污能力,但对岸上排放企业并没有能力限制。而对于河流的纳污能力,两个部门会有两套指标,同时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也存在职能交叉,比如地下水的管理问题。虽然明确水利部门管理地下水,但地况部门如果把地下水当作矿产资源就不属于水利部门管,比如矿泉水。
部门之间存在职能交叉和边界不清,一旦出现利益问题,扯皮是必然的。在天津、上海、北京、重庆、黑龙江、海南等一些省市已经对水资源实行了水务一体化管理。水利部门有人无奈地告诉记者,这应该是比较好的管理体制,但是因为中央的情况比较复杂,一些部委权力很大,没有办法把一些职能分离出来归到一处。
另《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从2002年开始启动,到现在一直没有出台,据悉,《综合规划》迟迟没有出台,主要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各省区市争论不休,各省(区市)意见如果都满足的话,水资源是远远不够的。黄河告诉记者,《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还只是规划,能否转化为水权,还要看具体实施方案。
尽管国家水权制度前景诱人,但在现实中,它还面临利益博弈、运行措施、制度约束等问题,距离真正的实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的未来水战略制定,正在和中国水环境的恶化速度赛跑,而这显然是一场输不起的比赛。(杨军)
(本组文章综合9月3日《文汇报》和《南风窗》2009年第16期,作者分别为两报记者)
推荐访问:叛徒 解读 书记 “叛徒”书记解读环保谜局 环保局叛徒举报污染3年 朱迅癌症最新近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