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一个被遮蔽的唯物史观的重要视域】对待马克思主义,必须

　　[摘要]文化理论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表征，从未脱离唯物史观创立者的理论视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一系列理论批判，实现了对文化史观的颠覆，创建了唯物史观；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出发，“从地上升到天上”，达到了对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实现了文化理论的历史嬗变。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根本的价值指向就在于，透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达到文化自觉进而实现唯物史观所期盼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从这一意义上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实现唯物史观价值理想的根本理论。
　　[关键词]文化理论唯物史观理论视野
　　[作者简介]胡海波(1971―　)，男，黑龙江省讷河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恩主义文化理论研究。郭凤志(1962―　)，女，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1－0042－07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传统历史观的颠覆是从文化层面上发动并展开的，而其中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理论批判，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解，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然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这一唯物史观的重要理论视域却长期地被有意或无意地遮蔽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常常被淹没于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的话语之中。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及其在唯物史观中的位置，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一、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观念史观逻辑矫正的结晶
　　
　　17～19世纪的欧洲，存在着“观念的历史叙述”的文化史观的滥觞。所谓的?文化史观”，即“认为理智的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原因，而文化发展的本身构成了政治历史最主要的基础”。康德、黑格尔著作中的思想立场、理论偏向就是这种观念史逻辑的典型代表，在当时理论界有较大理论影响的还有休谟的《英国史》、福格森的《市民社会史》、鲍威尔的《十八世纪政治、文化和启蒙的历史》和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等。马克思对此作出的理论概括是：“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
　　当时文化史观之所以盛行，究其实质，是近代理性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彰显。17―19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用理性去对抗中世纪的宗教和迷信，用理性作为评判一切的准绳。笛卡儿宣布“我思故我在”，为理性历史决定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理性历史决定论由康德和费希特进一步阐发，在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中达到了巅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深受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影响的青年马克思首先承袭了这种理性主义的文化传统，此时的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从理『生的维度进入客观的现实与历史本身，形成了以“自我意识”为最高原则的理性决定论的历史观。
　　作为人类的盗火者，马克思经历了一个由理性历史决定论的信奉者到新的历史观的开创者的转变过程，而这―转变的实现恰恰是对这种理性决定论的观念史逻辑的逐步矫正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史观所作的批判就其方式来说是哲学的――“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③，但就其领域来说，则是以宗教批判为前提，依次经历了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逐步地实现了对文化史观的矫正，从而确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唯物史观亦由此创立。
　　“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崇高精神理想决定了马克思把科学地阐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为人类争取自由和解放提供理论指南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幸福世界作为毕生的事业和价值诉求。然而，《莱茵报》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使马克思欲以实现价值诉求的最初的理论根基却遇到了应然与实然的矛盾，即“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动摇了他曾经的观念史逻辑的理性决定论信仰。在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进行理论研究所具备的丰厚学养的基础上，马克思开始了对“观念的历史叙述”理性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历程。
　　批判首先是在宗教层面发动的，之所以首先进行宗教的批判，是因为在马克思青年时代，宗教对西方世界来说是一种具有广泛渗透性的文化形式，比其他任何理论都更为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文化，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也要借用一下人们的宗教情感。因此，马克思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在宗教批判中，马克思阐明了，宗教是人的意识的产物，“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是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社会产生了宗教，但宗教是颠倒了的世界观，它颠倒了人与宗教的真正关系，即“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宗教一经产生，就成为现实世界的总的理论、纲领和“它借以安慰和辩护的普遍根据”，从而在思想上统治和奴役人，因而“宗教是人民的鸦片”。0因此，只有使人从天国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人才能立足于世俗世界。通过宗教批判，马克思确立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原则，并将其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这样，马克思就把宗教的批判引向政治的批判，完成了批判主题的转换。
　　按照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进路，对宗教的批判完成以后，揭示国家的本质，消解市民社会的政治幻想，从而确立政治革命意识的任务，逻辑地提上了马克思政治批判的日程。马克思指出：“理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理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在马克思看来，不是国家的理念产生出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现实的主体和原动力。不仅黑格尔的国家观是理性决定论的，而且他整个世界观也是理性决定论的，“重要的是黑格尔在任何地方都把观念当作主体，而把本来意义上的现实的主体……变成谓语”。通过政治哲学的批判，初步实现了对理性历史决定论的矫正，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重要结论，一个唯物地理解文化理论的方向开辟出来了。
　　在最初的政治批判中，马克思对于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和发展规律的揭示还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历史任务的完成是马克思通过经济批判完成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这一批判的集中体现。马克思的经济批判之所以能以超越同时代人的理论高度呈现 出来，其深刻之处就在于《手稿》中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并非简单地罗列一些“劳动异化”的经济现实，而是追问作为“异化劳动”根基的“本真劳动”以及“异化劳动”自身的根源。在经济批判中，马克思从“生命活动性质”的视角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把社会历史归结为劳动异化和扬弃异化的历史，由此理所当然地把生产劳动视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应用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都是创造性的。它具有的新思想和旧痕迹的双重因素表明了正在形成中的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文化理论的复杂性：一方面，表现为费尔巴哈式的术语大量使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人本主义逻辑的印痕；另一方面，创见性地提出了对于文化史观颠覆性的新的文化理论内容，从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理论的源头活水和思想基因。
　　尽管唯物主义地理解文化理论的基础已经确立，但是旧意识形态的信仰仍然困扰着两位经典作家。马克思写道：“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这次清算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批判来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明了德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接着，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德国的批判的虚假性。他们认为，整个德国的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哲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观念等都被归入宗教观念或神学观念的领域而受到批判。这样的批判只能是以词句来反对词句，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决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即使是在克服黑格尔唯心主义方面前进了几步的费尔巴哈，也没有超越当时德国哲学的历史观，对现实世界的改造也同样被归结为人们观念的改造，并坚信仅仅凭借其思想批判就可以使现存的东西遭到毁灭。最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国以外的立场，揭露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实质和其他一切民族的意识形态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异，都“同样认为思想统治着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只不过是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获得了更多的地域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
　　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之所以深刻，就在于他们并没有简单地停留于纯粹的思维领域，而是进一步探寻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得以生发的社会根源。他们把“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现实的前提，科学地揭示了文化的产生、本质及其发展规律，并合乎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彻底地颠覆了文化史观，实现了文化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唯物史观亦得以确立。
　　由此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创立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形成乃是同生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正是通过宗教批判、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等理论批判，实现了对文化史观的逐步矫正，也正是在这个矫正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才从天国世界下降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批判的基础上，达到了对政治、经济、文化整体性的把握和认知，实现了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科学的唯物主义理解，从而确立了唯物史观。换言之，如果没有对文化在社会整体中地位和作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之间交互作用的准确把握和理解，就不可能有唯物史观的创立。另一方面，正是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发现，正是现实的人及其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人类史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才最终科学地揭示了一切文化的来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才阐明了作为其唯物史观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个基本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
　　
　　二、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
　　
　　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史观的批判不仅仅是为了批判的批判，更为重要的是要在“解构”的基础上实现对文化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地以现实的人为文化理论逻辑基点，从“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经验前提出发，对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作了深刻而简明的概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原理把对文化现象的说明从唯心主义的迷雾中解脱出来，不仅为考察和描述人类文化和历史找到了现实的前提，也确立了文化理论的唯物主义解释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在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的思想基础上阐发了文化根源于社会生活的理论。首先，文化一开始并永远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意识、精神、观念等文化现象能够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中得到说明。人们的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意识的表现”；即使是虚幻的意识表现，“还是由他们的物质生活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其次，文化“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是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辩证生成的。马克思、恩格斯把文化看作为人类实践活动中一种生成的、未完成的存在。他们把人类的实践活动看作是一切认识活动和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前提，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认为这是“首先应当确立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本身的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基本的、初始的条件。在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也再生产着文化本身。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因此，人的文化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是随着人类生产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处于生成变化之中。这就直接彰显了人通过自身的活动来创造文化以及文化的不断生成过程。
　　唯物史观的创始人完全理解文化发展问题的复 杂性。他们对文化发展采取一种视野开阔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综合观点，即在确认文化发展最终根源和现实基础的同时，阐发了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精神文化一旦“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就具有了自己鲜明的性质和特征、自己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亦即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内在逻辑的重要特征，就在于文化并不是人们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这些特定的思想资料既是过去的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的结果，又是每一代人进行精神文化生产活动时所面临的无法选择且不可摆脱的直接历史前提，是联结精神文化生产活动的过去和未来的现实环节和历史环节。每一代的思想资料在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都经历了一个意识整合过程亦即“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这就形成观念地把握存在的过程中特定的历史联系，就使精神文化生产活动表现出自身发展的历史外观。
　　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视野中的文化又总是一定社会生活整体结构中的文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使用文化的概念，但实际上把整个社会系统在结构上被剖析为三个相互关联的结构――社会的经济结构，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意识形式或意识形态的文化结构，从而确立了揭示社会运动的内部机制。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便在使社会历史过程像自然历史过程一样清楚明了地在人类历史的进步机制的阐释中得到了合理的说明。
　　意识形态是阶级社会中的主流文化，是以社会分裂出对立的阶级作为前提的。由于阶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不同阶级在阶级实践中产生的阶级意识在社会现实中也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由此可以看出：一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就其本质和主要倾向而言，总是表征着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支配者，作为思维着的人，他们还是精神生产的控制者，调节着自己时代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主流文化只能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
　　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只能是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因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作为“阶级社会的维护意识”而存在的。统治阶级思想家在考察历史进程时，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为了达到本阶级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全社会的利益，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外观，进而再把这种思想外化为物质世界的本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意识形态“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的自我意识把整个阶级统合起来，从而成为一个有足够的自觉能力进行统治的阶级。同时，统治阶级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以普遍性的名义灌输给社会全体成员，使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意志或共同的信念，从而担当起“维护阶级社会”的责任。
　　唯物史观初创时期的文化理论只是对文明社会文化演进的概括和总结，还不能对社会结构系统尚未分化的史前社会人类文化发展状况作出合理的说明。马克思晚年出于当时革命实践和完善唯物史观需要的文化自觉，进行了文化人类学研究，力图对人类历史之谜进行文化上的求解。
　　首先，阐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他详细摘录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进化方面的资料，指出，非洲、澳大利亚和波利尼西亚、美洲印第安人族系“提供了三个顺序相承的文化时期的人类状态。当他们被发现的时候，他们体现着这三种状态的每一种，特别是体现着野蛮时代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体现得比人类其它任何部分都更为精确、更为全面”。在马克思看来，由于历史环境的差异，人类的历史文化发展是多样的，文明的模式多元文化共存的。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进化程度不同的不同部落或族系，各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进化时期，表现出了历史进化中文化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次序与趋向，从而形成了文化在共时态上的多样性。
　　其次，揭示了多样的文化发展内在的一致性，即史前社会的文化发展也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吸收了摩尔根的科学成果，在一个新的高度揭示了文化发展的统一陡和规律性。摩尔根原著的结构是从生存技术的发展到政治观念的发展，再到家庭形式的变化和私有制的产生。而马克思在笔记中则改造成从生存技术的发展、家庭形式的变化到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这就是把第三、四编移到第一编之后，把第二编移到最后。马克思对原书结构的调整表明他赞同摩尔根把生存技术作为包括文化在内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性因素。在马克思看来，促进文化进化的关键性因素，一是要有相对发达生产力水平即技术水平，二是比较有利的交往环境。正是这两个关键性因素使文化在历时态的进化中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次序与趋向，从而呈现出自己的规律陛。
　　为了避免各种造成“惊人的混乱”的误读，恩格斯在晚年通信中在确认经济因素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对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作了更为详尽的阐明。第一，恩格斯充分肯定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上看，经济因素具有根源性，是社会历史进程中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但决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之间交互作用共同对社会发展进程起着决定作用，政治、文化等诸要素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甚至都影响到最终结果的实现程度。第二，恩格斯认为，历史是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但每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差异导致人们的意志相互冲突，历史正是许多单个意志相互冲突形成的总合力的结果。其中，每个人的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非但如此，“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0没有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的参与，任何社会规律都是无法自动生成的。没有一定形式的文化参与的实践活动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盲目的实践活动，人们也不可能在实践活动中永远地处于盲目状态，因为一定形式的文化因素是人的个体性存在、社会的历史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和环节。因此，只有正确地理解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以及在各种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文化因素( 社 会心理和思想体系)所起的多种形式的作用，才能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
　　显然，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从未脱离唯物史观创立者的理论视野；也正是由于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要素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重要作用的整体性的把握与认知，马克思、恩格斯才有可能创立唯物史观；也正是由于对文化视野的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从而进一步深化与确证了他们业已创立的唯物史观。
　　
　　三、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是无产阶级实现文化自觉与人类解放价值理想的根本理论
　　
　　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是极其迂回曲折的，其基本线索亦可大体上描述为：在长期的理论研究和政治实践中经历了由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唯物史观的依次深化、层层递进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的思想虽然经历了几次比较大的转折，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思想历程中自始至终贯穿着对人的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这条主线，正是这条主线主导着马克思从早期到晚年，即便在理论“不成熟”时也是同一个马克思；也正是这条主线，使马克思把人类解放作为毕生的价值诉求而创立唯物史观，从而成为马克思；换言之，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解放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指归。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与以往形形色色的文化理论相比较而言，它有着自身鲜明的阶级性、批判性与实践性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透过不同的理论著作一直在表述着这样一个文化理念：每一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并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阶级社会的文化作为阶级的意识必然产生并存在于一定阶级之中，而这种阶级意识在本质上无非是各自经济利益与政治要求在观念上的反映，因而文化便是这种经济利益和政治要求的理论表达，其实质是以一定的思想价值体系的形式折射出本阶级经济利益、政治要求的现实化指向。但在不同阶级共存的现实世界中，体现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政治、经济利益的文化便由于政治、经济利益的抵牾而相互冲突和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境遇下，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一资产阶级文化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在观念与现实颠倒性的基础上，以“价值中立”的立场赋予了本阶级的文化以普遍性、人民性、永恒性的外观，是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是对现存世界颠倒性的反映。资产阶级也正是力图通过教育或教化，把绝大多数人训练成机器，变成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奴仆。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始终关切人类的生存境遇的理论自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境遇下，它必然历史地成为反映无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解放的阶级意识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既完整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又表达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而实现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未来那种“联合体”的伟大价值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对传统的文化理论的批判是颠覆性的，传统的文化理论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观念同现实颠倒的这一时代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最基本的立场彻底地清除了这种幻想，提出了“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和“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的著名论断，对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观念文化的虚假性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借以透过纷繁复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向人们揭示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相适应的资产阶级观念文化何以具有虚假性以及变革现存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如何从人们的实际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只有变革现存的生活境遇才能真正地实现自身的解放乃至人类的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无论是对以往观念论的历史叙述颠覆的理论阐述抑或是旨在于对唯物史观创立者所处的社会现实的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都具有着鲜明的实践性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根本目标不仅仅在于解释世界，更为重要的在于透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遮蔽，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具有变革现存世界的坚决性与彻底性，是真正指向未来的现实的社会力量。“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但是自然生成的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意识常常由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遮蔽而严重削弱，如恩格斯在谈到1848年法国六月革命时指出，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发展，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始终把无产阶级的文化自觉作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一个重要方面。“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正是出于无产阶级文化自觉重要性的深刻觉悟，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特别强调文化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宣传教育增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而使无产阶级达到文化自觉，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解放以及人类的解放。正如恩格斯所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
　　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公然申明自己的阶级性并对资产阶级观念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其根本的价值指向在于透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使无产阶级达到文化自觉进而实现唯物史观所期盼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因此，我们可以断言：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是实现唯物史观价值理想的根本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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