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金岳霖 [金岳霖忆友人]

　　同毛主席吃饭 　　 　　我同毛主席一共吃过四次饭。 　　第一次是在怀仁堂晚会上，时间是1957年。他大概已经知道我是湖南人，坐下来，就给我几只辣椒（好像特别为他预备的）。这一次最突出的事，是一年轻小伙子跑来抱住了毛主席。毛主席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个不停，这时主席饭也不能吃。后来有人（可能是青年的朋友）把那一青年请回去了。这件事充分表明人民的领袖和人民是没有任何隔阂的。
　　1957年还有两次午饭，都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开的小会。看来毛主席是在亲自参加一方面反章、罗，一方面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
　　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之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这一次可以说是湖南同乡的聚餐。在座的主要客人是章士钊和程潜两位老人。程先生话不多；章先生话很多，他还给了主席两三张纸条子，不知道是什么。在谈话中提到苏联，章先生说“西邻责言勿理也”，或“勿顾也”，或“非礼也”。我听了之后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他们都是乡先辈，我不想多说话。散后，在归途车子里想到章先生那句话不是可以对“东里子产润色之”吗？当其时若想到了，说出来，主席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惜我想得不够快，失去了当面作对联的机会。
　　听说毛主席是不让人为他祝寿的。我们朋友之间有几个人商量商量，认为这只是不让大家公开地祝寿。我们几个朋友私自聚集起来，庆祝庆祝未尝不可。这事就交我办。
　　在这以前，梁任公曾为他的老师康有为祝寿。寿联中有上联的后两句“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中有“亲受业者盖三千焉”。我想这个调调可以利用。我就主张联文如下：“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年七十矣”；下联是“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叔存邓以蜇起先没有说什么，大概有点不满。后来我也想到“年”字硬邦邦的，是不是可以改为“已七十矣”，叔存高兴了，看来他有同样的看法。叔存写了两副，一是用楷书写的，另一副是用他的特长篆字写的。定稿是：
　　以一身系中国兴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
　　行大道于环球变革，欣受业者近卅亿焉。
　　
　　“大人物”章士钊
　　
　　有一次我在午门碰见章士钊先生，哪一年我可不记得了。
　　这一次简单的几句话，蛮有意思。我说你只比我大13岁，可是，我曾经把你看做大人物，背过你的文章。那篇文章开头几句是“为政有本，其本在容。何以为容？曰，不好同恶异……”他说：“这很简单。我比你大13岁，但是，在你1岁的时候，我比你大13倍。你15岁的时候，我已经28了，正是写文章的时候。要是我一直比你大13倍，那还得了，那我已经成为明朝的人了。”
　　这道理的确很简单。
　　
　　最老的朋友张奚若
　　
　　我的最老的朋友是张奚若。我在1914年就碰见他，不过那时只是碰见而已。认识他是在1917年的下半年开始的，那时我转入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他一直在哥大学政治。从1917年下半年起我们是同学，就西方的政治思想史说，我们也是同班。他无意取学位，但是写了一篇很好的《主权论沿革》。
　　张奚若家没有什么大矛盾，可是有长期的小摩擦。他同杨景任的结合是新式的结合，他有过旧式的结合。所谓“旧式的结合”是把彼此不认识的双方经媒人说合成婚。张奚若的头一次结婚是怎样了的，我不知道。杨景任在苏格兰大学毕业，他们是在苏格兰结婚的。结婚后，到了巴黎，我才看见他们。这个结合是自由式的。张奚若头脑里想的可能是两个人都是知识分子。他发现杨景任不是“知识分子”，假如所谓“知识分子”是用知识去办大事，像他自己那样。杨景任不是他那样的知识分子，她是英、美人所说的womanly woman（女子女子），这实在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性。要看她这一方面的性格，最好是听她同宵叔玉太太的谈话，两人都争分夺秒地谈，由赵、钱、孙、李到黄焖鸡到红烧肉。杨景任这一方面的性格虽然突出，然而她总是支持张奚若的。从昆明搬家回北京一事，由她一人承担，显然是勇于负责的事。
　　张奚若这个人，王蒂徵女士（周培源夫人）曾说过，“完全是四方的”。我同意这个说法。四方形的角很尖，碰上了角，当然是很不好受的。可是，这个四方形的四边是非常之广泛，又非常之和蔼可亲的。同时，他既是一个外洋留学生，又是一个保存了中国风格的学者。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我只知道一篇《主权论沿革》，登在《政治学报》月刊或季刊上。这个刊物只出了一期。据我的记忆，经手这件事的是奚若的夫人，前不久才去世的杨景任女士。那时候她在上海读书。以后没有多久，她也到苏格兰念书去了。
　　张奚若的主要点是民主革命，至少开头是这样。他曾同我说过，“孙中山的演说，你听着听着就跟了他走下去了”。这大概是在上海的时候。那时候，胡适也在上海，懂得一些英文，可能帮助过张奚若学英文，胡适一直说张奚若是他的学生。而张奚若并不承认。他的英文也不是从胡适那里学的，同盟会中帮助他英文的人可能不少。
　　他是作为革命的青年到美国去的，同去的人有王夏将军。他确实得到扎实的书本知识，但是，忽略了和美国人，特别是美国家庭交朋友，有些事情，他未免就用家乡的老办法去办。例如要裁缝给他做一身新衣服（美国的低收入的人不缝衣服，买衣服）。裁缝做的不合身，奚若要他改，他也不改。奚若同我到店里之后，裁缝仍不肯改。我说，“找我们的律师去”，旁边有一个人听了就说，“哪里不合身，让我看看”。他看了之后，说“这确实应该改，也容易改”。问题在于“我们的律师”。这表示中国学生是有法律顾问的，不只是临时找律师而已。
　　从那个时候起，奚若认为我是一个“有办法”的人。这样一个“认为”维持了相当长的时期。到了昆明之后，才打住了。
　　有一天傍晚，约6点钟光景，年轻小伙子唐二哥来了。这里说的是昆明。他说他早就到了西南联大广场，张伯伯已经在那里讲演。他站在那里听，他说张伯伯要求蒋介石辞职。这是我离开上海之后，头一条好消息。我可惭愧不堪，我不知道奚若要做如此重要的政治一步。真是对不起朋友。后来我要唐二哥到奚若家里去了次，我很高兴唐二哥得到了大后方的政治气氛。
　　30年代中期，送张奚若回西安，我写了一篇游戏文章：
　　敬启者朝邑亦农公奚若先生不日云游关内，同人等忝列向墙，泽润于“三点之教”者数十礼拜于兹矣。虽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而醍醐灌顶泽及终身，幸师道之有承，勿高飞而远引，望长安于日下，怅离别于来兹。不有酬觞之私，无以答饮水思源之意，若无欢送之集，何以表崇德报恩之心。兹择于星期六下午4时假座湖南饭店开欢送大会，凡我同门，届时惠临为盼。
　　门生杨景任
　　再门生陶孟和、沈性仁，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邓叔存，金岳霖启
　　
　　我和钱端升家常来往
　　
　　钱端升先生也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不过他同我是否常见面是要分阶段的。他有时是北大的，有时是清华的，有时又是南京中央大学的。我到南京开哲学评论会，就住在他家。那时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在西南联大时，他是属于北大的，我们又在一块了。
　　西南联大时，梁家和钱家都住在昆明东北郊的龙头村。我先住在梁家；梁家走后，住在钱家。幸而是住在钱家。1943年美国开始约请大学教授到美国去讲学或休息。我有一个幻想，想请在美国发了大财的湖南同乡李国钦先生捐10万美金帮西南联大买补药（即现在的维生素）。所以我要到美国去。那时候要到美国去是要通过许多关卡的，钱先生也大力地帮助了我过关卡。也许因为我就住在他家，我从来没有谢过他。只得在回忆中谢谢他。
　　李国钦先生是我年轻时有些来往的朋友，并不是交情很深的。到美国去找他捐10万美金的大款，本来就是异想天开的事。可是，到纽约后，我仍然去找了他。他只笑了一笑说：“哪里能有这样的事。”他还是客客气气请我到他的乡间别墅去吃了一次饭。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可能他早已作古，不然一定也会回国观光的。
　　钱端升和陈公蕙在结婚酝酿过程中出了一点小岔子，陈公蕙突然到天津去了。钱端升请求梁思成开汽车追。汽车中除梁思成、林徽因外，也有我。还好，到天津后，陈公蕙还在天津。陈、钱和好了，他俩一同到上海去结婚了。汽车回来时我还参观了梁思成早已发现的古寺观音阁（即蓟县独乐寺）。这个寺的建筑规模宏大美观，不愧为古建筑师的伟大作品，不怪梁思成那么热爱它。
　　在西南联大时期，钱、梁两家都在昆明东北乡间盖了房子，房子当然非常简便，木头架子竹片墙壁。目的只是不逃警报而已。
　　男女分工是女的做饭，男的倒马桶。我无事可做，有时也旁听一些倒马桶的精义。女的做饭的成绩惊人。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盘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
　　做饭的成绩特别好的是陈公蕙，她是能够做大件菜的。新近住医院时还吃了她的红烧鱼。她做的白斩鸡非常之好吃，把鸡在香油姜丁里蘸一下，味道就特别好了。她还告诉过我，到市场上买母鸡，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还是不能照办。我年轻时虽然买过养着玩的大黑狼山鸡，从来没有买过预备吃的鸡。公蕙的特别小品是她的煮鸡蛋。煮出来的鸡蛋，就蛋白说，有似豆腐脑；就蛋黄说，它既不是液体，因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体，因为它不硬。看着是一个小红球；吃起来，其味之美，无与伦比。
　　上面谈的是副食品，主食也有很讲究的。张奚若家有时可以吃到绿面条。这东西是美味。面条是绿色的，里面有菠菜汁，面揉得很紧，煮的时间也不长。因此吃起来有嚼头，要用牙齿咬着吃，吃起来配上一两大勺肉末，味道美得很。
　　
　　陈岱孙很能办事
　　
　　哲学所从前有一位青年同事曾大声说：“我发现知识分子不能办事。”我没有多少知识，可是，早已被安排在知识分子之内，而我又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就证实了他的话。但是，还是要承认有非常之能办事的知识分子，陈岱孙先生就是这样一个。
　　我最早认识他是我们都住在清华学务处的时候。梅校长南下，委托他代理校事。有一天我发现我没有手纸了，只好向他求救，给他写的条子如下：
　　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陈先生不久搬到北院7号同叶企荪先生同居。他们虽单身，可是有条件办伙食。
　　张奚若同我都在那里包饭，这样我们也有了一个落脚点。这个办法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可能在“七七事变”以前一个时期才解散了。
　　陈岱孙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成员之一。认识了这样长久的老朋友，他能办事，并且能办大事，我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怪事！
　　到了抗战快要胜利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住在昆明北门街唐家家庭戏园的后楼上。这五个人是朱自清、李继侗、陈岱孙、陈福田、金岳霖。那时虽有教学，很少科研，经常吵吵闹闹。对陈岱孙先生，我可以说更熟了，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能办事。可是梅校长知道，他知道陈岱孙先生能办事，所以在大家回到清华园以前，他派陈先生回北京做恢复清华园的麻烦工作。
　　清华校园受到日帝军队的破坏，糟蹋得不像样。教员的宿舍也成为养马房子。陈岱孙先生居然在短期内把清华校园收拾到原先一样，重办大学。这就说明，真的知识分子是可以做工作的，可以办事的。
　　陈岱孙是能够办事的知识分子。
　　
　　渊博正直的陈寅恪
　　
　　陈寅恪先生，我在纽约见过，没有谈什么。后来到柏林，见过好几次。看样子，他也是怕冷的。我问他是如何御寒的。他说他有件貂皮背心，冬天里从来不脱。他告诉我说，前一天有一件很特别的事，一个荷兰人找他，来了之后又不说话，坐了好一会儿才说“孔夫子是一个伟大的人物”。陈先生连忙说“Ja Ja Ja”。这位先生站起来敬个礼，然后就离开了。
　　寅恪先生的学问我不懂，看来确实渊博得很。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寅恪先生记忆力之强，确实少见。
　　我有好几次利用了“东西、春秋”四个字在中文里的特别用法。这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这是寅恪先生教给我的，当然他教时，材料丰富得多，涉及宋朝语言方面的历史。我对于历史没有什么兴趣，历史上重要的东西反而忘记了。
　　抗战时，他不在昆明的时候多。有一短时期他也来了，当然也碰上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离郊区不远的地方，有些人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上面盖上一块很厚的木板，人则进入坑内。寅恪看来也是喜欢作对联的，他作了“见机而作，入土为安”的对联。
　　不久以后，他好像是到英国去了一次。
　　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的古史。院里主要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轻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后，寅恪先生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郭老（即郭沫若）曾去拜访过他。郭老回到北京后，我曾问他谈了些什么学术问题。郭老说，谈了李白，也谈了巴尔喀什湖。这在当时一定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不知道而已，也不好问。无论如何，两个国故方面的权威学者终于会见了。这是最好不过的事体。
　　郭老还把他们凑出来的对联给我，对联并不好。郭老扯了一张纸写了出来给我。我摆在裤子后面的小口袋里。有一次得胃溃疡，换衣裤进医院，就此丢失了。
　　
　　陶孟和领我吃西餐
　　
　　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来在四川李庄同我发生了矛盾。但是，那是个人之间的小事，作为有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是为当时的人所钦佩，也是应该为后世的人所纪念的。从他的家庭着想，他是可以当蒋介石王朝的大官的，可是他没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为他住的地方真是讲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没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错了。）他的思想偏“左”，不是旧民主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会民主，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活动。
　　陶孟和在北京长住在北新桥，他的电话是东局56号，房子号码不记得了。这所房子很特别，南北两头是房子，中间是一个大花园。花可能主要是海棠、丁香。北屋是中国式的，南屋是北京特有的早期西式的房子，它本身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整个房子的布局很特别，我觉得应该保存，也可以用此来纪念陶先生。
　　陶孟和也是介绍我在北京吃西餐的人。那时候，有不少的人在前门外京汉路终点站（简称西站）吃西餐。孟和领我到那里吃过饭，那里的西餐似乎还可以。另有大的西餐馆，似乎叫撷英番菜馆，菜只是中菜西吃而已，似乎无此必要。
　　
　　儒者林宰平
　　
　　林宰平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中国读书人，我认为他是一个我遇见的唯一的儒者或儒人。他非常之和蔼可亲，我虽然见过他严峻，可从来没有见过恶言厉色。他对《哲学评论》的帮助可大，这个“评论”要靠自己的言论过日子是不可能的，宰平先生背后有尚志学社基金，维持《哲学评论》的存在主要靠宰平先生。
　　我的《论道》那本书印出后，如石沉大海。唯一表示意见的是宰平先生。他不赞成，认为中国哲学不是旧瓶，更无需洋酒，更不是一个形式逻辑体系。他自己当然没有说，可是按照他的生活看待，他仍然是一个极力要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儒家。
　　《哲学评论》时代，他一直是鼓励我的写作的。我一直也以他为长者看待。他过去时，我曾私作以下挽联：
　　攻读鹄形，空添马齿；
　　��鹤翅，有愧羊公。
　　能用与否，不敢自信，未写出送出。
　　
　　最雅的朋友邓叔存
　　
　　邓叔存先生也是“星（期）六碰头会”的参加者。他参加的方式和张奚若、梁思成、陶孟和的方式不同，这三家都是男女一起参加的，邓先生只是单独地参加而已。原因是他家仍然维持了男女分别活动的原则。“星（期）六碰头会”谈话的内容，除每次开始时有一小段时候谈谈政治情况外，主要的是谈美术，有时邓先生还拿一两张山水画来。他不只是欣赏美术而已，而且是美术家。他的字可写得好，特别是篆体字；他也能画。在一篇哲学论文里，我说“火炉一砌，老朋友的画就挂上了”，这里说的画就是叔存先生的画。
　　叔存是我们朋友中最雅的。雅作为一个性质，有点像颜色一样，是很容易直接感受到的。例如“红”，就我个人说，我就是喜欢，特别是枣红、赭红。雅有和颜色类似的直接承现的特点，一下子就抓住了。可是，雅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大都不知道，我个人就是不知道。愈追本质，我愈糊涂。
　　“红”那样的问题，自然科学家解决了它的本质问题。“雅”的问题，他们大概不会过问。这个问题看来还是要靠社会科学方面的或文学艺术方面的先生们来解决。
　　叔存去世了，我曾作挽联如下：
　　霜露葭苍，宛在澄波千顷水；
　　屋深月满，依稀薜荔百年人。
　　但是没有写出，更没有送出。
　　
　　（选自《金岳霖回忆录》/金岳霖 著 刘培育 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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