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药品的秘密账本] 药品账本
时间：2020-02-21 10:50:2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导语:医生收受红包，拿回扣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而这种关注只是停留在问题的显性规则之上。相对于显性规则，隐性规则似乎生命力更为强大 意外发现
上海延安路1343号是一座高层居民楼，外面的名字写着“五环大厦”，它的对面就是长宁区医药公司，周围还有四五家药房。8月17日，工商局查抄了一个房间，不知是巧合还是因为查抄，小区居民受到不小的震动，而冲击最大的则是上海医疗界――长宁区工商局从这里意外发现了一份潦草的“账本”，上面详细记录了上海一百余家医院药房主管拿回扣的情况，时间、地点、人物、款项样样俱全;总共涉款49万元。
“我们本来是去打‘苍蝇’的，没想到翻出了大老鼠。”8月23日，上海长宁区工商局赵德威告诉记者，“实际上那是注册在山东文登的名为‘申威医药有限公司’的上海办事处。他们负责在上海推销‘申威胶囊’――一种心血管药。我们一位工作人员倒茶时不小心碰开了一个柜门，才露出了账本。回来后，局里觉得事关重大，决定第二天就去查封办事处立案调查，但再赶去时已经人去楼空。”
显规则与隐规则
回扣应该是围绕药品生存的链环中人们的一种生存游戏规则。
北京三九万东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郑建强经理向记者分析了药的流通途径。郑建强推算说，每个环节的利润分配大体上是，医药公司可以拿到药批发价的5%～15%;医院可以拿到10%～30%;但是有一点，药厂有一个额外的费用，就是临床费用。这种用于维护与医生之间关系的花费可能要占到批发价的30%～50%。
医院的路径复杂是因为医院中又分为中心药房，下辖门诊药房、中药房、西药房等等小药房。从各级药房再到各科医生享有30%～50%这一部分的花费，他们成为药品利润的最大受益群体。
记者随即前往上海市卫生局采访临床药事管理处副处长唐仲进。唐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管理上海各医院的药房，他们4月份刚刚出台了《上海市药品公开采购管理办法》。“规则的设计思路是监管决策和渠道，”唐仲进介绍。《办法》首先要求各医院成立“药事管理委员会”，由院长、党委书记、药剂科主任、财务人员共同加入，形成当年当季的药品采购决策，规避药剂科主任或医师的一权独大。另一项管理从渠道入手，《办法》要求各医院从主渠道进药，“所谓主渠道包括两块，一是指定的药品公司，在上海有两家，中国医药公司上海分公司和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另一块是各区每周举行的药品公开交易会，由区卫生局组织审查参加的药厂，实行比较透明的多点交易;对医院来说这两块的进药量大概要占到90%左右。”而剩下的10%则称为特供药，“有的是市面上没的卖，由医院自己生产;有的是生产厂家少，价格也很稳定的;总之花头不多。”
这个应该算是针对药品回扣问题的显规则，唐仲进也承认，“在药品回扣上，上海和全国的问题是一样的，药品公司打通院长―药剂科主任―门诊医生这一条线也完全可行，只是成本高些。就目前看，来找我的大药厂不会用什么回扣了，这依旧是那些流动作战的小公司的常用手段，而且花头更多，数额更大。”
针对于显规则，更多的隐规则相应而生。比如成立的药事委员会，这种委员会多是由各科主任组成的，但是妇产科的主任不会去限制肾脏内科主任进什么药，所以这种权力再分配后达成新的平衡，最后还是落实到了个人身上。有的医院就发生过药房进的药，医生从来不用的事，进药的终端决定权始终是在医生手上的。
前不久在北京就搞了一个抗生素的招标活动。这一活动的背景是，抗生素类药物据称是所有药物中回扣最高的。同样参加了招标的某医药公司经理钱进讲了招标经过:先是有关部门发下通知，由北京市的100多家医院统一招标、统一采购。刚开始时，参加招标的各单位积极性很高，在他们看来“没有了回扣，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他们很快发现，中标后的药反而被搁置不用了。这其中原因，李炎说，任何药都有一定的回扣比例，从主管、总经理、地区经理、业务员再到其他环节，都有相应的提成费用。如果压到了几乎成本价的地步，也就再没有人想去做了。郑建强也发现，这次招标之后，好多药都是在投标后打出了没货的牌子。
制裁的困惑
发生在上海的药品回扣事件虽然还在进一步追查中，但无论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是医药行业的知情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认定:这又将是一个不了了之的事件。
其实今年4月宁波也发生了相似的事件:一个医药代表把信封落在出租车上。拾金不昧的司机将信封交了公。结果却发现这不是一般的信封:里面不但装有近4万元的药品回扣款，信封上还写着医生的姓名、药名。这封信后来牵出宁波市某传染病院近40名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丑闻。
宁波事件中共有32人受到处罚，4家供款药厂的药品遭禁。但上海事件有所不同，赵德威说，拿到如此清晰的内部记录，这对于工商部门来说还是第一次。目前上海市工商局与长宁分局谢绝了一切采访，那份言之凿凿的“账本”也被封存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回扣记录”――“这只是他们公司的内部备忘，没有签字，没有销货发票，更不可能有人来认账。”工商局现在做的只是在等，等有人回来收拾东西时找公安局去抓，再起诉他们不正当竞争。
国家药品监督局法规处郁处长接受采访时也强调，虽然12月1日国家新的《药品管理法》开始施行，但对于发生在12月1日前的行为――包括这一事件，这一条还不适用。
新的法规的威慑力在于，对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药品购销中“暗中给予、收受回扣或其他利益的”行为，该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处以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药品经营企业的营业执照，并通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吊销其《药品生产许可证》、《药品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真正涉及到了法律程序，这种医生回扣则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有关规定来处罚。但是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根本没有提到药品的具体规定――也就是没有相应的可操作的法规和条文，所以这种处罚只是一种套用。
就处罚而言，“工商、司法、卫生、药监局等都可以管，也都可以不管”。记者打电话就上海事件问到相关各部门时，得到的答复是，药监局认为这种事件具体要由工商部门来处理，而药监局的职能是吊销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等的营业执照。而高法起诉部门的工作人员归纳说，若按商业贿赂定性，只有是国家公务员的，才由检察机关进行起诉，但医生作为国家公务员被起诉的比例不会很高，更何况细化到“收受回扣”这一环节。而公安部也没有相应处理医生回扣案件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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