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陷身”数字电视漩涡】内蒙古广电网络登录ip
时间：2020-02-15 07:17:13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切都朝气蓬勃，一切都没有头绪。对于广电部门来说，通往数字电视美好未来的道路并非坦途。一个充满诱惑的新兴产业尚在胎动时，与此相关的争论、争吵甚至争夺始终没有平息过。一开始，广电就处在这个漩涡的中心
从北京到重庆到天津……张海涛非常忙碌。作为国家广电总局的副局长，近几个月，张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频频现身，每次出现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数字电视。
张的忙碌或许具有非凡的意义，因为他正致力于推广的数字电视被认为是一个价值15000亿的庞大市场，而2003年正是这个市场启动的元年。
9月1日，他将迎来一个重要的时刻，全国联播的有线数字电视节目将首次集体亮相。根据广播影视科技“十五”计划：2003年在中国全面推行有线数字电视，到2005年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超过3000万户，2010年全面实现数字广播电视，2015年停止模拟广播电视的播出。
但是，对于广电部门来说，通往数字电视美好未来的道路并非坦途。一个充满诱惑的新兴产业尚在胎动时，与此相关的争论、争吵甚至争夺始终没有平息过。一开始，广电似乎就处在这个漩涡的中心。有人形容现在的状况很像当年互联网大潮袭来时：一切都朝气蓬勃，一切都没有头绪。
铁腕推“平移”
“开展有线数字广电业务，推进广电数字化、网络化，涉及到千家万户，不能简单地把这项工作当作是一个网络公司的行为、是一个行业部门的行为，要像北京更换数字电表一样，加强政府推动，使有线电视用户向数字化整体平移。”张海涛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内部讲话中展示他的“铁腕”。
“对于推广数字电视，广电总局的心情是相当急切的。”中央电视台技术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曹青说。目前，她正为9月1日全国开播的数字电视忙碌着，“广电总局原本定在7月1日，但是因为‘非典’延期了。”曹说。
风生水起，广电总局在今年5月20日已经拿出了一份紧凑的时间表，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2005年就要完成数字化的改造。“从技术角度来说是没什么问题，但实际操作中会有些问题。”北京广播学院赵子忠博士说，他目前正在为广电总局做数字电视的推广工作。
推广中他经常会碰到一些麻烦，比如，一些涉外小区就成了数字电视的“钉子户”，因为他们原来就能看到一些境外的节目，但如果安装了数字电视，他们就只能和别的普通用户一样，只收看境内的节目，而这些节目显然是缺乏足够吸引力的。这样的情形包括酒店、小区、度假村，北京有30万这样的用户。
一个普遍的疑惑是，2005年在大城市推广数字电视能否实现。因为从模拟电视变成数字电视对于广电部门来说还算容易，但对广大用户来说，不是简单的信号一变就能收。“这里牵扯到电视机换不换，不换的话要加一个机顶盒，这个东西目前的成本得1000元以上。”中国科技集团公司电视电声研究所的杨秀华教授说。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广电部门的难题。
“我们的特色是整体平移。”赵子忠介绍说，“像国外都是一步一步来，而中国就是直接把原来传输模拟变为数字的，从整个居民楼到整个小区再到整个城市全都换成数字信号。”
不久前，一位来华考察的日本专家表示，他最看好数字电视在中国的推广前景，赵听后很吃惊，“我们的技术和经济实力都不如那些发达国家，为什么最看好我们呢？”那个专家解释说，中国在推广中可以动用政府的手段，而在一些西方国家，推广数字电视完全是一个市场的问题，如果市场不接受，推广就进行不下去。英国约克郡推行数字电视的时候，有25%的居民不同意换成数字电视，结果就没有推行下去，而换到更小的一个地方去推行。而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整体平移”的战略意味着，2005年年底前，模拟电视信号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停止播出，这些地区的电视观众如果未购买数字电视信号机顶盒的话，他们的电视里除了“雪花点”什么也看不到。
“整体平移”不但给电视观众出了道难题，运营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在一次会议上，张海涛要求在2005年以前，有线电视网络运营商歌华有线在北京发展190万的数字电视用户。这让歌华很为难。不久前，为将原来的有线网络改造成数字化光缆，歌华将收视费提高了6元，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广电局要做“多媒体局”？
7月3日，全国有线数字广播影视业务试点工作动员会上，张海涛的“紧迫感”让与会者感受颇深，张说：“今年时间已过半，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我们还能再等吗？信产部的3G在提速，市场从来都不同情弱者。”广电系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除去财政拨款，去年全国广电系统的总收入只有440亿元人民币，仅仅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一家收入(152亿美元)的三分之一，并且仍然在呈下滑趋势。“广电事业要发展就不能单一的依靠广告，必须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中央电视台技术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曹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那么，数字电视背后的这个“新的增长点”到底是什么？
“电信增值服务，”北京广播电视大学赵子忠博士脱口而出，他曾经问张海涛副局长，数字电视的改造完成以后，广电总局还叫不叫广电？张开玩笑说，“那我们就改成多媒体总局”。
事实上，这个玩笑背后是长期以来广电和电信两个部委关于“电信增值服务”的纠葛。就在上世纪90年代，广电网络的传统业务达到了相对极限，收视维护费既是主要利润体现，也同时是惟一支撑广电网络运营的因素。这样一种运营模式尽管有行业垄断的强大支持，但其弊端也日益彰显出来。
借鉴国外电信与广电的相互渗透，广电开始在信息服务上攻城掠地，“一方面借助网络泡沫大造舆论，一方面大力建设用于联接各地接入网的国家、省、市干线网；积极改造城市接入网，同时进行网络运营单位的体制改革(即网络整合)。几年下来，广电网络已基本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级贯通，大、中城市的网络改造也基本完成。”山西广电网络公司官员张奋飞说。
“有心栽花花不开”，广电网络预期的业务并没有大规模的展开，而两个部委的矛盾却由此而来，1998年开始，广电涉足电信业务，尤其在互联网接入方面与当地电信展开激烈竞争，并在湖南多次发生流血冲突。1999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关于加强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建设管理的意见》(简称“国办82号文”)，文件明确规定电信和广电部门的业务不得交叉。
然而规定毕竟是规定，交叉混业在现实中已经不可避免。除电信基础业务由于政策的原因划分比较明确外，增值业务已基本重叠，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广亚广播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今年3月,广电总局信息网络中心旗下的有线网服务公司――中广亚开始逃离广电：由生产有线电视内容产品转为提供宽带内容和彩信。
因此，数字电视已经被提升到了重中之重的地位，并被赋予了“加速中国的城市数字化进程的意义”，也就是说，广电系统将更多的介入电信增值服务，“我们在重庆的光纤网就为一些政府网上办公提供了网络服务，一些政府的文件和政策可以通过机顶盒传给观众；另外一些网络教学也使用了这个网络，这只是很简单信息服务，我们就是要推进以此为基点的数字化进程。”曹青介绍说。
“数字电视不仅可以提供节目、提供公共服务，还可以提供电子节目指南、天气预报等多种信息服务，提供个性化服务，使广播电视与其它资讯服务融合，拓宽了广播影视的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使广播影视从单纯依靠广告，向既依靠广告、又依靠收视费等多种盈利模式转变。”张海涛说。
似乎是一个响应，日前中国联通一位高级官员透露，由于自身没有本地接入网资源，不排除广电网双向线缆改造之后，与其合作开展宽带业务。
广电数字化悬念
“我不谈数字电视”。8月14日的晚上，广电总局科技司司长王效杰习惯性地拒绝了采访。当时的她已经在位于京郊的顺义连续开了“32小时的会”。此前，王对于数字电视基本“封口”，作为广电总局主管数字电视的官员，王效杰显得格外的低调。
事实上，王最不愿谈的是“标准”的问题，无论是目前的有线电视标准还是今后的地面标准以及卫星标准，都让她有些头疼――直到今天数字电视的任何一种技术标准都没有最后敲定。这意味着，目前广电系统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实验传输”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
在广电总局的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推进过程中，各地广电系统所使用的基本都是“欧洲标准”，这个标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流行的标准，技术的成熟度上也更胜一筹。但是，与之相对，原国家计委还支持“浙江大学的一个标准”，这被称为中国标准。
即便广电系统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投入，但围绕着这两个标准的争论至今仍然没有停息。
“欧洲的标准会有一系列知识产权的问题。例如，如果用国外的标准，到时生产机顶盒的产业部门肯定要向外国技术提供商交专利费。广电部门称有些设备不要专利费，其实这是外国商人的策略。”北京邮电大学张家谋教授说。
但是，广电并不这样认为，“数字电视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要人为地设置什么障碍。让最好的标准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而不是说由谁指令。”赵子忠说。
有意味的是，数字电视的技术标准涉及多个，分别由不同的部门进行研究。信道传输技术标准包括卫星传输、有线传输(浙江大学)和地面传输(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信源编码技术标准(AVS工作组)包括数据与命令格式(系统)、视频编码、音频编码；用户与安全管理标准(信息产业部第三所)包括付费管理、加密与解密。
在部门的利益之争中，每个标准背后都有很多企业“拉拉队”，他们作为设备生产商都希望自己支持的标准胜出。
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多个标准共存将影响到整个广电的全程全网优势，不利于电信增值服务的开展。”广播科学研究院电视研究所副所长杨庆华认为。
而广电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加重砝码，从技术标准最简单的有线电视着手，在国家标准未出台之时，以一个行业标准推进数字化的进展。“这其实是采取一种既成事实的方式，给产业界和国家主管部门施加压力。”张家谋说。
在标准之外，从广电、运营商、设备厂商到节目提供商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数字电视这一庞大产业在中国的推进时间表。
事实上，数字化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广播电视的生产方式，“广播电视必须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进行结构调整、资源重组、合理分工，广播电视制作、播出、传输、分配各个环节和用户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形成联系紧密的、端到端的服务系统和产业链。”杨庆华说。
随之，电视的定位也可能发生变化。以前是“喉舌”，现在却是一种收费的信息服务。在固有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下，不同的收费频道和内容将面临一场持久的考验。“买与不买，这不是广电总局说了算的。”张家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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