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众嚣,,独具我见”|军众分散,不知坚所在的意思
时间：2019-02-09 03:17:14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性格即命运，性格让萧军选择了自己的路，并且他也因此而守住了鲁迅以来“五四”新文学的某种精神传统。他拒绝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在正当的名义下无条件地放弃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利。延安时期，萧军以“不知众嚣，独具我见”的勇气做到了“人”与“文”的双重坚守。
关键词： 萧军 精神人格 文学品格 坚守
一、“人”的品格：自由不羁
古语云：知人论世。研究萧军自然先从“人”入手。在同时代人及后来人的回忆文章中，作家萧军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作家。比起作家萧军，具有侠者风范、一生富有传奇色彩的萧军更能引起人们长久的兴趣与由衷的钦佩。
1940年6月，萧军第二次来到延安。除“鲁迅的弟子”这一煊赫的身份外，萧军的装束打扮也格外引人注目。他经常穿着自己设计、定做的一件俄国式衬衣，紫堇色的布料，绣上白色的花边，胸前还扎上绿树枝的图案，?�?�“总是一个人单独散步，手里提着一根手杖，走起路来很有力，迈着八字步，摇摆着上身，很有一股别致的风度。说起话来干脆、果断、嗓音高亢”。?�?�如此优雅、绅士的装扮在以灰黑为主色调的延安，实在是漂亮又别致，同时也异常扎眼、怪异。萧军因此被称为“延安四怪”之一。延安的40年代是“大合唱”的时代。“大合唱”既是一种艺术形式，又具有某种象征性。在众声合唱的雄壮气势中，生性自由独行的萧军选择了“独唱”，这同样具有某种象征性。
真正体现萧军人格精神是在“王实味事件”中。
据统计，“仅1942年4月初至6月底3个月的时间内，中共中央党报《解放日报》就在15个版面上刊有关于王实味的评论和报道，百分之百全是批评和批判”。?�?�在对王实味的批判不断升级时，诗人李又然请萧军向毛泽东求情救王实味。毛泽东答复：王实味的问题很复杂，望萧军不要插手。?�?�萧军为王实味求情的传闻不胫而走。1942年6月4日，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王实味一开口说话，立即被一片呵斥声淹没，不能继续说话，“而主席还纵容着不管”，甚至有人“嚷着叫他去自杀……”，萧军“再不能忍受了”，说：“主席，这是不行的，应该让他发言说全了话大家再反驳他……无论什么会场全有个秩序啊……”?�?�人们的目光一时间集中到萧军身上，他也毫不在乎。这就成了萧军“破坏批判大会”的罪名。?�?�几天后，中央研究院派代表“向他提出抗议，指责他破坏批判会，要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萧军大怒，拒绝一切要求，将代表赶出门，盛怒之下连夜写了说明真相、表明态度的《备忘录》，送交毛泽东。10月19日，在有两千多人参加的“鲁迅逝世六周年纪念大会”上萧军当众宣读了《备忘录》，立即招致丁玲、周扬、陈学昭、艾青等七名党内外作家的轮番批驳。双方你来我往，辩论得异常激烈。
在整个批判期间，除萧军外，没有一个人坚持真理为王实味说话。他们虽同列“延安四怪”，却素不相识，卷入“王实味事件”完全是出于义愤和不平。萧军“因而成为抵制批判王实味的唯一的有影响的知识分子”。?�?�
萧军生来就是无拘束、不服管的性格，到了延安这块想象当中的自由天地里，更是毫不掩饰地挥洒自己的真性情，张扬内心强烈的爱憎。他是流浪到延安的，多次流露出“离开此地”的念头。?�?�对于精神流浪者萧军而言，延安不是目的地，他只是一位过客，真正的精神“圣地”永远只在“远方”。
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言：“经过整风，延安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包括作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始（或完成了）‘归依’过程；而萧军则依然故我，还是个精神流浪汉，不驯的野马。”?�?�
二、“文”的品格：“五四”传统
萧军以“文”步入文坛，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知名作家。萧军又因“文”罹难获罪，从而成为现代中国最早受难的几个左翼知识分子之一。荣辱皆与“文”有着不解之缘。萧军延安时期有近40篇的作品，大多发表于1941年1月至1942年8月。从形式看，有杂文、专论、杂感，还有小说、诗歌等。而其中杂文就有十余篇，可以说在延安的五年中，小说家萧军高产的却是杂文。
由于与鲁迅晚年交往亲密，萧军一度成了延安文学圈子中鲁迅的权威解释者。因为敢爱敢恨、敢说敢当的性格，以及对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推崇和发扬，萧军特别看重鲁迅杂文在延安的战斗作用。抗战初期延安确实显示出一种蓬勃向上的气象，吸引众多中国年青的文化人将希望的目光投向延安，冲破重重阻挠不远万里奔赴延安，这也使不少人忽视了它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点，常常提出疑问:“我们现在还需要杂文吗?”“杂文时代过去了吗?”对此，萧军在发表于1942年5月14日“文抗”会刊《谷雨》第五期的《杂文还废不得说》中给予了明确回答:“我的回答:对于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我们不但需要杂文，而且很迫切。那可羞耻的‘时代’不但没过去，而且还在猖狂。”?�?�“（杂文）这种文体自从到了鲁迅先生手里就不同了，它不但走出了消极的个人感情散步的狭小花园，而且竟积极地在中国变动得最激烈的世纪里，担负起对整个社会污暗面近乎全面战斗的任务！”?�?�他认为：“剑是有两面刃口的：一面是斩击敌人，一面却应该是为割离自己的疮瘤而使用。”?�?�二者不可偏废，而后者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延安文坛掀起的杂文创作运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里萧军表达了自己的杂文观，扩而大之，也可以说是萧军的文学观。
在发表于1942年4月8日的《解放日报》的《论同志之“爱”与“耐”》中，出于对个体与个体选择的尊重，萧军用讽刺的口吻对“从自己的瞳孔里引伸出两条线来，交会在自己鼻子前面，就在那交会点上永久蹲着‘地位’和‘权威’，自己就一直看着这类东西的人说一声：这样你混不下去的”。?�?�秉持“五四”精神对个体的“人”尊重的思想，萧军极力主张同志间的宽容与爱。这种同志间的“爱”与“耐”，发展下去就是随后他宣扬的“布尔巴”精神。在《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文末萧军提出，文坛上的“交手”和“竞争”在所难免，“老布尔巴父子们那样交手和竞争的心情和精神是必要的了――一切为了‘爱’的缘故呀！”?�?�只有在“爱”的前提下“交手”和“竞争”“人类才有望，文坛才有望”。?�?�“布尔巴精神”就是提倡为后来者居上而欢欣的精神，为对方超越自己而喜悦的精神。萧军呼唤这种精神早日在文坛出现。
除对延安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评之外，萧军在涉及现行政策的话题时也是无所顾忌。1945年5月2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讲话（即“引言”部分）后萧军第一个发言：“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既然各是一家，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强调文艺的独立性，同时还表示作家要有自由，其地位也应该是独立的，“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并指出鲁迅在广州时就不受哪一个党派的指挥。?�?�萧军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桀骜不驯，直言不讳，若无其事地谈这些敏感话题，而当时延安整风及对王实味的斗争已经逐步升级，文艺界的气氛也很严肃了。他的发言当时受到胡乔木的反驳，但5月14日萧军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发言稿《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时，仍保留了与这种意见有关的内容。全文共六部分，一，立场。他认为作家创作的立场是为“求得民族底解放”，是为“求得人类底解放”。二，态度。关于创作、批评要有“科学者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手法”。三，给谁看。考虑到当前读者的水平，提出创作要“深入浅出”，“提高和普遍”要并行，但是强调“还应该抱一部分文学上的‘启蒙’目的”。四，写什么。“从卑污中寻出美的来――发扬它；从美的中寻出卑污来――消灭它”。五，如何搜集材料。“不独深入，更重要的是‘要融合有要独立，要独立又要融合’”。六，学习。学习对作家很重要，从人、事物、书本那里学习。以上六方面总体来看，萧军着重强调的还是作家的独立、自由与启蒙精神，一是前提，一是责任，这些都来自于“五四”传统。在最后一部分“补充几个问题”中，萧军提出了八条建议，如“可能时建立一个独立的文艺出版所。按计划出版文艺作品，代售一般文艺上的用品”，“较大数目筹设一笔文艺奖金与基金”。所提的这些都是作家能够保持“独立”的必要条件。他还不无针对性地主张对作家的批评“尽可能要公正，所谓‘名正言顺’，堂堂作战。多下说明功夫，少用打击力量”。这里有当时目睹延安整风和批判王实味所遗留下来的情绪在起作用，其中有太多对个体的伤害，萧军对此印象极深，有感于内，发言为文。最后他建议“可能时应制定一种‘文艺政策’，大致规定共产党目前文艺方向。以及和其他党派作家的明确关系”，这实际上是在争取非党作家相对独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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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对萧军的“人”与“文”曾作过非常精当的评价：“萧军先生不苟且。行文犹如作人，他要的只是本色。”?�?�性格即命运，性格让萧军选择了自己的路，并且他也因此而守住了鲁迅以来“五四”新文学的某种精神传统。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渐趋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中，萧军此时期的文章仍然时时流露出不合时宜的思想，“不合时宜”的根源即在于他为文的“五四”话语方式与时代主流话语的冲突。他拒绝像同时代的许多作家那样，在正当的名义下无条件地放弃个人生活和思想的权利，延安时期（1940―1946），萧军以“不知众嚣，独具我见”的勇气做到了“人”与“文”的双重坚守。
注释：
①高阳.第五次巡回座谈会风景线.文艺月报（第六期）.1941.6.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00-101.
②刘蚬.忆萧军.新文学史料，1989.2：127.
③李书磊.1942：走向民间.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207.
④张毓茂.萧军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238.
⑤萧军.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382.
⑥⑦张毓茂.我所知道的萧军先生.新文学史料.1989.2.
⑧⑩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145注12，133.
⑨《人与人间：萧军回忆录》中所载萧军延安日记中有22次提到要“离开此地”。《我和萧军风雨50年》中保存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写给萧军的10封信，其中有5封与萧军“离开此地”有关。
萧军.杂文废不得说.廖沫沙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杂文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508，506，509.
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600.
萧军.文坛上的“布尔巴”精神.萧军思想批判.1958：239，237.
萧云儒，高杰.延安文艺座谈会写真（之三）.陕西日报.1992.7.2.转引自朱鸿召.延安文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129.
萧军.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文学运动史料选（第4册）：603-607.
刘西渭（李健吾）.八月的乡村――萧军先生作.咀华集・咀华二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108.
本文是榆林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基金项目《萧军：“人”与“文”的双重坚守》（08GK009）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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