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共进观念的正确性【新时期国民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

　　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的进步变化是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一次会议，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此后，党带领人民进行了伟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取得这些具体成就的同时，我国人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就是一个新旧思想观念的碰撞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从而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本文着重分析新时期中国人民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
　　
　　1.人们的思想政治观念从封闭、僵化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
　　
　　1.1　检验真理的标准从“两个凡是”变为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1845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毛泽东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但是由于“文革”这场特殊的政治运动，这个问题被搞得混乱不堪。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文中提出“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带领人民拨乱反正，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人们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观念，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978年12月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意义，从思想和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
　　1.2　理想信念由盲目冲动转向理性务实。改革开放前特别是70年代中后期，社会上个人崇拜、本本主义盛行，政治、精神的作用被无限夸大，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处于不加思索、概念化的盲目冲动状态，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锅饭，铁饭碗，一大二公，计划经济。那个年代人们激情燃烧，无私奉献，认为只要全国人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一定会更加美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就指日可待。为了这个理想，人们高唱“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有了升华，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并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随着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质的理解不断深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特别是人们从改革开放中得到的实惠越来越多，人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开始理性务实，更加深切感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美好的发展前景。近年来，中央接连提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新的理念，把社会主义建设目标和实践方式同全国人民追求科学发展、追求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充满信心。
　　
　　2.人们的致富消费观念从不敢富、省钱存钱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求富、借钱消费的先进理念。
　　
　　2.1　对待财富的态度由不敢富转向求富。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对财富的认知非常具有中国特色：挣的钱越多，积累的财富越丰厚，就越觉得自己理亏，对积累财富就越有恐惧感。“商人”这个词最初是周朝人鄙视商朝人的，可谓“成份不好”，已经定调了两千年。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历史就是一部“仇富”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不患寡、患不均”的思想长期左右着国人脆弱的心理，“劫富济贫”远比以法治国更加深入民心。我们党在对待财富这个问题上从求富到怕富、不敢富，再到求富，走了一个“之”字形道路。我们党进行革命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贫穷落后，求富图强。正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最早提出共同富裕的要求。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讲话时提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但是在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背景下，毛泽东的共同富裕思想不久就发生了大摇摆，由追求共同富裕转变到赞赏“穷”、贬斥“富”，影响到全党全民。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绝不能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他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论打破了千百年来“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使国人思想观念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如今，经过一浪又一浪致富浪潮的冲击，“致富光荣”成了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这是改革开放30年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思想解放。
　　2.2　消费观从“攒钱消费”转到“借钱消费”。消费观念受到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传统社会是典型的农耕社会，在经济形态上是典型的小农经济，经济生产和发展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长期的靠天吃饭决定了我们先人节衣缩食，勤俭持家。长此以往，国人在观念上形成了以节俭为核心的消费观。这种消费观固然有美德的成份，但也固化了一些消费倾向，如重勤俭、轻生活，重储蓄、轻消费，满足于简单的物质供给，轻视甚或羞于精神消费等。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社会生产力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消费。无法满足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由此使消费者产生了保守消费心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期，日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物质财富日渐丰富，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消费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转变，由传统的省钱、存钱、攒钱消费转向敢于花钱、借钱消费的现代消费观念。从“攒钱消费”过渡到“借钱消费”，敢于今天花明天的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进步。促进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需要扩大内需，提升消费。
　　
　　3.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从官本位、不问政治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以人为本、人权、法治的现代意识。
　　
　　3.1　执政理念从官本位转到以人为本。官本位和以人为本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文化。官本位是一种传统政治文 化，其核心是以官为本。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在农村根据地时期，官本位现象是很少见的，那时，干部没有特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借鉴，我们很大程度上照搬了苏联模式。苏联曾经以工农为本，动员亿万人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光辉业绩。可惜苏联共产党从上世纪30年代起由以工农为本演变成以官为本，培植了党政军高薪官僚集团。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以官为本”模式的影响，有些干部和党员逐步丢失了“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追逐个人利益和特权，“官本位”现象逐渐严重。“文革”时期，官本位的危害发展到极致。那时只讲阶级，不准讲“人”，忽视甚至否定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人应有的尊严与权利。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是对“人”的问题的一次深刻教育，也是思想观念的大转变，使人们懂得了要尊重人的权利。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各种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提出和落实，也是对人的权利问题的生动教育。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以人为木”。党的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把“人”的问题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3.2　治理方式由人治变为法治。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人治的政治传统根深蒂固。建国以后，虽然进行了一定规模的法制建设，进行了司法改革，制定了一部分法律法规，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思想的指导，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了严重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拨乱反正，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重建社会主义法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议公报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还强调：“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当代中国社会从人治走向法治的伟大历史转折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纳入了政治生活的轨道。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和国家的基本治国方略，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转变。1999年，我国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同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写入宪法。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从泛政治化、对立斗争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自信、开放、包容的豁达心理。
　　
　　4.1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从批判否定转向自信自觉。“文革”期间，在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下，经过“破四旧”、批判孔孟之道等运动，中华传统文化的许多精髓被作为封建残余不加辨别地一概否定，许多传统文化从精神思想到物质载体受到一场劫难。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逐步解放，民众文化审视功能得到逐步恢复，文化自觉意识不断加强，人们重新认识到中华文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认识到五千年传统文化因子已深深融入到当代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包括各种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坚实基础和深厚渊源，传统文化更加受到社会重视。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文化凝聚力、文化生产力和文化软实力等新的文化价值观迅速得到各级政府以及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传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以及各种民族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进入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传承保护和挖掘开发时期。党的十七大发出了“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号召，《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2008年，我国调整了法定节假日，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被列入法定假日。这一切，都呼应了全民族文化自信的觉醒。
　　4.2　对待西方文化从封闭排斥转向开放包容。世界文化是多彩多样的，文化交流、交锋、交融是不同文化关系的一般状态。建国初期，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我国曾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名著，中外文化交流一度频繁，“文化大革命”高举打倒“封资修”的大旗，西方文化被认为是腐朽糜烂的“资修”文化，是洪水猛兽，从而制造了文化封闭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在开放包容中不断接纳西方文化的先进因子，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外文化交流中的绝对劣势状态逐渐扭转，中国文化自信心、影响力不断增强，文化也更加开放，在世界文化相互交锋、交融、交流中处于更加有利的位置，文化影响力、文化生产力、文化软实力明显增强。各种文化的交流、融合、相互吸收，是文化具有可传播性这一文化特性的表现，也是推动人类历史进步的动因。历史上，古希腊文明就曾在欧、亚、非广大地区传播。汉唐盛世，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日本、朝鲜、越南以及其周边地区产生过深远影响。17世纪以后，以天主教传教士为媒介，中国文化又西渐欧洲。同样，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近代，西方文化又以其先进的物质文明影响整个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传播，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最，是人类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因此，我们把外来优秀文化作为21世纪我国社会文化体系的重要补充。要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文化、中华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突出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作用，强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地位，广泛引进、吸纳、整合优秀的外来文化。
　　
　　5.人们的就业生活观念从务农、铁饭碗、千篇一律的状态中走了出来，逐步形成了农民工、自主择业、丰富多彩的生动景象。
　　
　　5.1　就业方式从务农、铁饭碗到农民工、自主择业。改革开放前直至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广大农村居民基本上被束缚在土地上，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从事农耕，几乎没有选择其他就业方式的余地。广大城镇居民则凭借户籍优势等待政府安排就业，一旦就业就意味着铁饭碗。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国采取了市场化的改革取向，人们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变化，就业方式灵活多样。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出现大量富余劳动力。而城镇企业和建筑行业恰好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带来人规模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即今天所说的“农民工”。从“农民”到“农民工”，不仅仅是概念的变化。也不仅仅是身份的置换，更重要的是反映广大农民就业观念的变化。城镇居民的就业观念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都处于计划经济时期，许多城镇居民凭借 一张介绍信就能进入一家国营企业工作。其后，由于我国采取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计划就业的局面悄然发生变化。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心有企业改革步伐不断加快，“下岗”这个词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全国数以万计的国企职工感受到了“寒冬”的来临。经过宣传教育和积极引导，如今，广大城镇居民和下岗职工的就业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们不再盯着大锅饭、铁饭碗，而是自主择业，灵活就业。有的甚至主动选择。
　　5.2　生活观念从千篇一律转向丰富多彩。改革开放30年米，人们在自身生活观念方丽最大的变化就是价值观从一元转向多元。改革开放前，人们的价值观总体上是一元的，是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解放全人类为核心的一元化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人们的价值观念日趋多元。例如，在义利方面，改革开放前只允许存在“公而忘私”一种社会价值，如果追求“私”字，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现在，公而忘私、活雷锋可以冠冕堂皇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而更多为一己之私利而辛苦劳碌的人们也不会招致人们的白眼，踏踏实实地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在偶像方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崇拜雷锋、陈景润，80年代人们崇拜张海迪、北岛、三毛、邓丽君；90年代，人们崇拜“刘慧芳”、罗大佑、崔健、周星驰；新千年以后，人们崇拜“小燕子”、超女、周杰伦、姚明、刘翔、“许三多”……。在歌曲方面，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只能听旋律激昂、内容崇高的革命主题歌曲，现在老歌有人爱听，而更多的人喜欢听曲调委婉、内容贴近生活的流行歌曲。在服装方面，改革开放前，人们的穿着是清一色的深色服装，以蓝黑为主色调，服饰也很单一，男性清一色穿黄军装、中山装，女人很少穿裙子，很少化妆，很少烫发，如果穿着花哨一点，就被认为是小资情调，甚至被看作不正经和另类。如今，人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张扬，以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喇叭裤、牛仔裤、西服、高跟鞋、“高山流水”随处可见。另外，在恋爱、婚姻、生育和性方面，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结束语：思想观念是观察和预见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标尺，是反映社会进步的重要坐标。任何时期的思想观念既是对一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能动反映，也必然对其产生巨大影响。从改革开放30年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利人们思想观念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我们可以得山以下启发：
　　启发一：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嘱目的巨大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之所以能发生巨大变化。根本原因之一是我们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心想路线。解放心想、实事求是既是我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对待任何理论、体制、制度的根本方法。任何理论、体制、制度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一定的历史主体创立的，都是历史范畴，在创设之初有它们的合理性。随着时问的推移，它们都会逐步丧失原先的合理性而变得不合理。为此，要通过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摒弃它们的不合理性，发展它们的合理性。进而实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一的合理，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们走过的风风雨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等之所以能有今天这样比较全面准确的看法，都得益于我们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仍然要一如既往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心想路线，不断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面学习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和中国特也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高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启发二：充分发挥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聪明才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之所以能发生巨大变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比较好地调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秘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从而进行了许多改革创新、发明创造，这是我国进步的动力之源。从农利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到步鑫森、马胜利等企业家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所作的富有意义的探索等，充分说明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经验和智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过去，我们依靠人民群众，突破了许多陈旧体制和观念的束缚：今后，我们要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也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和力量。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的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一种基本手段。因此，为政者要关心百姓之苦、百姓之忧和百姓之盼，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克服官僚主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启发三：注意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人们的思想观念之所以能发生巨大变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仅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文明成果，而且还大胆吸收和借鉴了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优秀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不仅包括经济技术方面，而且包括民主法制、思想文化方面，甚至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公正等价值观念方面。这些优秀文明成果不是某一个国家和民族的专利，它们具有普世价值，可以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所用。历史和事实已充分说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必须对外开放，学习和利用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特别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追求。这些共同价值，标明了人类发展的方向和航道，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根基。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即便对人们许诺的是“天堂”，兑现的也只能是“地狱”，绝无科学社会主义可言。只要我们保持这种宽广的世界眼光，立足中国的基本国情，不断研究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不断破解我们面对的诸多难题，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定会越走越宽广，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一定会不尽活水滚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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