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下乡村政治精英角色和公共规则建构_乡村内卷化
时间：2019-01-23 03:33:1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以往大都数学者都使用“国家政权建设”来观察基层秩序，然而这种传统分析范式，即国家政权不断的“深入”与地方乡村精英权力是一个此消彼长的模式。研究者的创新之处在于批判性的“权力冲突范式”向解释性的“公共规则建构范式”的转向。本文倾向于接受张静的观点，并认识到国家政权在向基层深入的过程中，乡村政治精英角色的转变及中介作用，很好的论证了张静的观点。
关键词：国家政权建设；乡村政治精英；内卷化；现代公共规则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0(C)-0336-01
一、引言
本文延续张静在《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的研究，并把上述讨论放在多年来学界使用的一个分析框架―国家政权建设之下，并试图发现，与这一过程相关的公共规则、公共权威角色以及公务行为标准（这些方面，都是理想类型的现代公共政权建设）在乡村的存在基础。
美国学者杜赞奇在研究20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社会变迁的著作《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9年的华北》，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认为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靠不断增设机构和增加新税种来增加收入，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资源被各种掠夺型经纪人用来谋取私利，结果国家权力的延伸导致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杜赞奇1996）。内卷化对地方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是，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代替。本文借用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一概念，延着杜赞奇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政权的内卷化仍然存在，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消失，只是起中介作用的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乡村政治精英角色的转变。
二、乡村政治精英角色的转变及其背景
传统的乡村政治精英扮演一种维护乡民利益的保护人角色，他们维护乡村社会的自主性，有时与国家的有限渗入形成某种张力。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乡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政治精英自身也发生了变化。政治精英充当了村民集体行动的利益带头人。在改革前的国家和农民的关系中，村集体即处于法定的中介位置，国家、集体和个人是这种关系的格局。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之后，这种关系格局发生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如折晓叶所指出的，在乡镇工业化过程中，新型的社会精英在村子的正式组织中都占有最高的领导职位，往往集党政企大权于一身。拥有村庄巨大权力的精英对内联系村民，对外联系着政府，是两者之间的桥梁和纽带。[1]二是公社行政体制和村集体经济解体后，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的中介组织都尚未发展成熟，没有新的组织能够代替原有的集体中介作用，结果，无论是村民还是政府都不得不借助于以村干部为代表的乡村政治精英。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乡村政治精英的桥梁身份依然重要。
三、乡村政治精英眼中的公共规则
张静在华北西村观察到，乡村政治精英的挑战者在成为乡村掌权者后，他们和村民的关系仍然按照惯性轨道发展，“他们的基本目标仍然是掌握重要资源的分配权力，而不是建立新型的公共服务机构，也不是扩展权威和村民的新型关系，村民的权利没有增加”。[2]张静在实地了解挑战者在和掌权者的争斗中，挑战者精英通过动员居民参与和关注（棉花罚款）这一公共事务，把村民的公共生活和视线与国家法律联系起来，这似乎是倾向于建立村庄公共领域和国家规则的关系，促进村民对国家规则的认同。但是从村民的口中得知，挑战者在成为掌权者之后，他们并没有推动国家规则在农村的实施，而只是作为和对手竞争的手段。张静通过西村的事实，认为乡村精英的作用更可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能够通过内聚乡村共同体，抵挡来自外部的索取；另一方面，由于自身的种种限制，他们对新的行政科层规则的确定无建设性作用，因而对于促成公共规则的统一化、进而促成更广大的国家规则认同作用甚微。
四、乡村精英的桥梁身份
在传统社会中，“绅士充当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3]杜赞奇通过对1900――1942年华北农村的研究，证实了“土豪劣绅”在充当国家政权同农民之间的互动中介后，保护作用逐渐消失，而盘剥农民成为他们把持农村公职的主要目的。杜赞奇把前者称为保护型经纪人，把后者称为赢利型经纪人。
美国学者弗里曼在其所著《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了解乡村精英中介角色的范例，在五公村，以耿为首的权力集团，依靠上级的政治庇护，可以不顾村民的意愿推行来自上级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政策，这个集团在成为国家政权代理人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集团利益，这种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利益，上级为了更好推行政策，也默许了他们的特殊利益。
总结：乡村精英的这一中介角色，很好的解释了为何国家权力虽然象征性地扩张了，但社会仍然保持了高度的非中心化特征，并缺少法律和制度统一性的原因。这些基层单位虽然被看成国家体制的一部分，但是它们自己传统的“管治”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动摇。他们对于国家的归属不是管治规则意义上的，而是象征意义上的。地方国家政权内卷化这个困扰了中国一个多世纪之久的老问题，作者认为其根本问题就是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问题，或者说地方政府权力的合法性问题。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折晓叶,陈莺莺.《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社会变迁》.中国社科,1997.
[2]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69页.
[3]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