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和杨虎城将军一起发动了西安事变_西安事变与杨虎城将军

时间：2019-01-16 03:35:46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杨虎城将军团结张学良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壮山岳、泣鬼神、震寰宇、惊世界。西安事变阻止了大规模内战，扭转了时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是其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1893年11月26日，杨虎城将军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这时的中国正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奴役下一步步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危机不断加剧，国内的反动统治也变得更加黑暗。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日益激烈，“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童年的杨虎城因遭受豪绅地主和饭店老板的残酷剥削而产生了强烈的反抗思想。其伯父和父亲都被清政府无辜杀害，这在他的幼小心灵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他的家乡，清政府镇压由同盟会组织发动的蒲城学堂师生爱国活动，制造了“蒲案”。杨虎城目睹清政府的残酷暴行和革命烈士的牺牲精神，从而使他的反叛思想更为强烈，他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农民，成立了“中秋会”，在渭北一带开展打富济贫、扶弱抑强的抗暴斗争。“我们的队伍一开始就是站在穷人立场，反对统治阶级的”，这是杨虎城朴素的爱国思想的表现。
　　辛亥革命爆发后，杨虎城满怀希望并积极地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并又追随孙中山参加了护国运动、护法战争。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杨虎城坚决支持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思想，而且经孙中山提议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从而实现了由农民平均平等革命思想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重大转变。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不仅为杨虎城的爱国思想充实了新的内容，而且成为杨虎城爱国思想的理论基础。1923年春，杨虎城在榆林结识了爱国人士杜斌丞和陕西共产党创建人之一的魏野畴，使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爱国主义思想有了飞跃的发展。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时，杨虎城不但不“清党”还要保护共产党员，继续重用共产党员，“以蒋听松为军部秘书长，魏野畴为军部政治处长，以冠子严为第一师冯钦哉部参谋长，以曹力如为第二师孙蔚如部政治处长”，以南汉宸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校长等。更为可贵的是，杨虎城就在此时正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入党申请。这是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标志，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因此而升华。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杨虎城立即发表《泣告全国》通电，呼吁“举国上下，一致团结，共御外侮”，并明确表示“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为国效力。1933年初，日军向长城各口进犯，杨虎城到石家庄面见蒋介石，请缨抗战。1935年华北事变使得民族危机空前加剧，而蒋介石依然顽固坚持“安内攘外”的反动政策，一味醉心于反共内战，杨虎城的爱国与蒋介石的卖国如同水火。为了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才于1936年12月联合张学良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
　　强烈的爱国主义使得杨虎城能够与时俱进，他的思想也随着革命的发展而不断迈向新的高度。“我们能够跟着时代潮流前进，把我们放在国家民族的需要方面。辛亥革命是这样，靖国军是这样，坚守西安响应北伐是这样，这一次发动西安事变也是这样”。杨虎城正是以此赢得了人民的尊敬。
　　
　　杨虎城团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联共抗日统一战线的典范
　　
　　杨虎城要反蒋救国单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以我们的军事力量和蒋斗争，根本不够条件”。若要在与蒋斗争中取得胜利，只有和中国共产党合作。杨虎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1936年与中共建立了停战合作、联合抗日的关系，极大的推进了抗日救亡力量的发展。
　　1935年9月，蒋介石宣布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之职，率东北军进驻陕西，担任“剿共”任务。实质上，这是蒋介石玩弄的“一石三鸟”的险恶阴谋，一方面要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手消灭红军，也要借红军之手消灭“杂牌军”；另一方面要使这些杂牌军和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
　　东北军移驻西北，使西北的局面更加复杂化。如何正确认识张学良和正确对待东北军是摆在了杨虎城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新问题。“要进一步反蒋与联共，如不能得到张的合作，则困难很多”。杨虎城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作了认真地全面地分析：张学良是爱国的，与日寇有杀父之仇：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到处颠沛流离，受尽了失地丧家的痛苦。因此，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必然蕴藏着很深的矛盾。十七路军和东北军都有深受蒋介石的压迫，力量不断被削弱的相同处境，两军都有反蒋抗日的要求。因此，杨虎城认为“必须做到和东北军精诚团结，才能共同抗日”。杨虎城不仅教育部下，要同情东北军，尊重张学良，爱护东北军的家属亲友，千万不能上蒋介石的当，自相残杀，同归于尽，还亲自带头做好团结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蒋介石逼迫张学良进军陕北“剿共”，但对红军作战却使张学良损失惨重。张学良开始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就在张学良感到十分痛苦之时，杨虎城劝他不要伤感，天下事并不是从此不可为。杨虎城对张学良真诚的关心和鼓励，使他感动了。张学良在“剿共是没有出路的”这一重大问题上和杨虎城有了一致的认识，从而走上了联共救国的道路。这就为西安事变的成功发动奠定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杨虎城为成功发动西安事变深谋远虑精心策划巧于安排
　　
　　国难当头之时，在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里首先提出“抗日”的是杨虎城。为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杨虎城第一个提出“挟天子以令诸侯”。
　　1936年11月初，张学良以不愿意再和红军作战征求杨虎城的意见。杨虎城果断而明确地表示：“等委员长来西安，我们可以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张闻言大为震惊：“让我先想想，再讨论这个问题”。此后，张学良问计于杨虎城怎样才能达到抗日的目的，杨虎城直截了当地说：先停止内战。张说：劝蒋无用。杨虎城毫无顾忌地说：“软说不行就硬干”。张沉思后说：“这个办法好，刚柔相济，刚柔并用”。
　　杨虎城为发动西安事变深谋远虑，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作了周密细致的安排，力求万无一失。原决定十七路军派可靠军队担任捉蒋，为了便于协调军事行动，保证捉蒋任务的顺利完成，又周全地考虑到由十七路军到东北军担任警戒任务的临潼捉蒋，指挥上不方便，若发生误会，将不堪设想。于是，杨虎城当机立断与张学良商定，由东北军负责捉蒋，并确定以西安东关为界，两军各负其责。杨虎城部署并亲自指挥了西安城区的军事行动，稳定了西安的秩序，确保了临潼捉蒋任务的顺利完成。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是发动者，必须谋划的重大问题，如何处置蒋介石是解决事变的核心问题。对此，杨虎城在事变前经过慎重地反复地考虑，从抗日大局出发，抓一个活的蒋介石，逼他抗日。杨虎城特别叮嘱特务营营长宋文梅：“你和许杈中对蒋介石有仇恨，这一回去是为了国家大事，对他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你必须给我捉回活的蒋介石，不要死的蒋介石。如果打死了他，即要你的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这就为和平解决事变定下了基调。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晚上，杨虎城召集部下征求处理事变的意见时指出：“抓活蒋介石，还得放活蒋介石，杀是不能杀，放是一定要放的。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可见，杨虎城发动“兵谏”的目的是明确的，和平解决事变的计划是正确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迎来了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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