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西风凋碧树
时间：2021-07-12 04:0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编者按：《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一篇很能发人深省的好文章。作者以通俗朴实的语言，确凿具体的事实和作家特有的对生活细致透彻的观察，叙述他在反右派运动中的经历，他的困惑、无奈、痛苦和无告中的感悟，使人读来如同身受，而且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看似平实的述说，却有震憾人心的力量。所以本刊破例地分两期全文刊载这篇近6万字的长文。
作者徐光耀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1938年，13岁参加革命，当了小八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刻苦自学，抗日战争期间就写过不少反映抗战的报道和文章。1947年入华北联大文艺学院文学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作研究生。全国解放以后，又进入以丁玲为所长的文学研究所深造。著有《平原烈火》、《小兵张嘎》、《四百生灵》、《少小灾星》、《喜剧系列》等作品。1983年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1984年代主席；1986年当选河北省文联主席。现已离休。
我自小喜欢听故事，13岁当了小“八路”，此习不改。后来受多了火线英雄的感动，也练着写故事、编故事，于是成了作家。从作家再发展，便很自然地成了“右派”。
说“很自然地成了”，即指“命中注定”，故事之成为故事，都出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交叉路口上。
因不想让读者太痛苦，也为减轻我的痛苦，顺手取了讲故事的方法，这样可以大家轻松一点。当然，也难免忽地“激昂”一下，或跑跑“野马”，原则是不离开大题，而事实则保证字字准确。
一、祸源
如果不是傅作义一个偷袭，夺去了张家口，则当时解放区的“华北联合大学”也就不必急惶惶地千里行军，迁到我们军分区来了。然而他们迁来了，且驻在我们分区附近——距辛集不远的一片乡村。我那时在分区“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由于写过几十篇抗日报道和故事，很方便的得个机会进了文学系，插班(大家已上过一年多课了)学习。陈企霞就是系主任，一下成了我的老师。这是1947年的事，我22岁，正当上进心特强之时，于是专心听讲 ，拼命读书，8个月毕业后，竟因学习成绩优秀而立了一功和一小功(那时立功分三级：大功、功、小功)，是文学系的最大功臣。这给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自己展现了一片光明，可也开启了我的祸端。
建国之后的1950年，丁玲奉命创办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讲习所)。我当时刚出版了长篇小说《平原烈火》，由于写的是共产党打日本，党的声望正高，小说颇有点影响。丁玲必是也看过这本书，所以一经我申请入读，所里就表示欢迎。还在开学之前的两个月，我就脱下军装，搬进了鼓楼东大街103号，兴头十足地跑进跑出，为所里帮办杂务。所长丁玲尚未露面，就急切地盼她快来上任，以一睹这党员大作家的风采。那时，不管什么，凡是党的，都感觉着崇高可贵——谁知在这快快乐乐中，又种下了第二桩祸根。
1953年，我刚从文研所毕业，便下了乡。一则，那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说，农业合作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作为一名党员和军人，理当在这条路上冲在前头；其二，丁玲曾劝诫我：“要忘掉自己是一个作家”，踏踏实实到生活中去锻炼，“一时写不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写不好”。于是我带着军职，跑到故乡大清河北的雄县，作了三区区委副书记，分工专管互助组和合作社。这个“猛子”一扎就是三年，日日与农民“三同”，付出了很大辛苦，以致我第一个孩子出生，也没有顾上去看。
在这三年的最后一年，文艺界出了一桩大事，忽地打出个“丁陈反党小集团”来，我的两个老师——丁玲和陈企霞，一下子全成了“反党分子”。我是回京取薪津才听到这个消息的，脑海里像打个炸雷，怎么，他们都是老地下党员了，我穿开档裤的时候他们就在革命，又都在圣地延安“浸泡”多年，从文章看，又都是党的事业、党的威望的铁杆维护者，平时接触中，并没有听到过他们一句哪怕是很小的牢骚，怎么?怎么?……
我还没有“怎么”清楚，单位通知去参加中宣部召开的党员大会，并指定我在会上发言。可我连丁、陈犯的是哪几条，还未听到正式传达呢。然而，言是必须发的。我是13岁入的党，那时已有17年党龄，自幼听党的话听惯了，党向来没错儿，既然说他们反党，那必是反了。我是他们的“得意门生”，先肃“流毒”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宣部的党员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然是批判“丁、陈”。印象至今深刻的是部长陆定一的讲话，他说，文艺界什么都“嘻嘻哈哈”，政治上吊而郎当，不知道严肃。他的尖锐措词和疾言厉色，使我身上直冒冷汗，深愧自己的迟钝和麻木。在几个声讨之后，我被点名上台——真抱歉，不是有意掩饰，我确乎记不起当时说些什么了，总之，是抓住“一本书主义”这个词儿，没头没脑地骂了一顿了事。
故事有波澜起伏才好看。仅仅隔了一年，1956年，我结束下乡生活，回到北京，写关于合作化的长篇。人也由华北军区调到总政文化部创作室来了，和胡可、杜烽一同住在前外西河沿大耳胡同15号。其时已有风传，说丁玲、陈企霞不服反党之说，正向中央告状。我这个人较孤僻，生活面很窄，不是党组织发的话，也不认真听，只伏案搞我的创作。是在夏季的某一天，侯金镜来我们小院串门儿。他原是老“抗敌剧社”，华北军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艺科长，我们的老上级，现正做张光年的副手——《文艺报》副主编，消息自是灵通。我们又知道，侯金镜一向很敬业，有思想，作风严肃，从不信口开河的。果然，他坐下不久便说：现在有件事搞“被动”了，中央已经批下来，要求“重审”“丁、陈反党集团”，作协党组整天在忙这件事，很紧张。随后，他又亮了两个观点，其一说，党内斗争是不宜使用压力的，因为后果常弄得很糟糕；其二，“还是时间解决问题”。
这段民间闲话，触发了我的一些思想活动：一个，丁、陈真的“告状”了，而且现在要“重审”；第二，党内斗争不宜使用压力，很对。可这句话听来新鲜别致，也许不是侯金镜的发明，会不会是更高层人物的话?由此想到自己经历过的“运动”、“三反”、“五反”、“肃反”等等，无不使用过压力，以致每次“运动”后期，都须特别挂个“复查”、“甄别”阶段，以便把打错的“洗”出来。一个人忽被打错，当然很痛苦，但痛苦而能洗清，究竟比冤到底强得多。于是想，丁、陈果真被错打，岂非已有出头之日了吗?谁知这一想不要紧，从心理上又种下一桩祸根了。
二、自然陷坑
干脆就把“丁、陈反党集团”定成铁案，别搞什么“重审”，其实倒是件大功德，至少可挽救相当一批人，也省了把很多人牵进来共演一台翻滚大戏。可是，故事的必然性是通过偶然性推进展现的，这才使人眼花缭乱，生动有趣。
我隔在军队创作室的小小一隅，本与以丁、陈为中心的大舞台不相干的。尽管“重审”之风强劲，连周扬也承认1955年“斗争过火”了。可我们创作室没有谁对此热心，大耳胡同15号三个人，都在埋头于自己的作品：胡可正围着戎冠秀酝酿构思，杜烽在忙于为剧本《英雄万岁》煞尾，我呢，沉在农业合作化的故事中，大绞脑汁。搞创作的人经常挨的批评是“不问政治”，大家都不愿惹是生非。
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还是来敲门了。头一桩，联大同学李兴华(时任《文艺学习》的编辑)打来电话说，陈企霞被关一年多，新近放了出来，因扣发工资，家属无措，搞得十分狼狈，快下雪了，连件过冬的衣服都没有。你是联大同学中出过书的，能不能把稿费分一点出来，给老师解决件大衣?我想，恩师有难，同学高义，自己确有稿酬，给件大衣又扯不上是政治问题，干嘛推呢，便问需要多少，答曰二三百吧。我让他派个人来，取走了三百元人民币。
刚进入小说，又来了其二，还是为钱。这回是联大女同学，在文学系时是我的学习小组长，为我一向崇敬的。她进门就说，陈企霞苦死了，简直家翻宅乱，鬼哭狼嚎，已到了过完今日不知明日的光景，要我立即“周济”几百元。这次，我犯了一点嘀咕。我是个俭啬人物，对自己也很苛苦，刚出了三百元，怎的这么快就“苦死了”?而终竟使我担心的，还是怕“翻案不成”，被扯进什么“集团”里去，过去的“运动”已有过不少实例。于是便犹豫说：钱呢，可以给，但须向我的支部汇报一下，看看组织的态度，以免将来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说不清楚。
这个女同学一听就变脸了，很愤慨地责我“忘恩负义”，颇说了一些难听的话。我很尴尬，仿佛真的“忘恩”了。但她还是给我找了个下台阶，变通说：“这样吧，你把钱借给我，与陈企霞无关!我总没有反党吧?你也用不着去支部汇报了。”
巧的是我刚刚得到一笔稿酬，四百元，还未及存入银行。她拉开抽屉，一把全抓走了，出门时还特别叮嘱我：“不要告诉任何人，陈企霞你是知道的，若知道钱是同学给的，他会退回来。”我向来做人可靠，点头保证。
这两笔钱，后来都判了“资敌”的罪名。什么是“资敌”?现在的年轻人已很生疏了。当年在抗日根据地里，谁若把根据地出产的棉花、粮食等贵重物资弄到敌区去卖，一旦抓获，往往判为奸商，要枪毙的，罪名便是“资敌”。
真正决定我命运的是1956年年底。创作室文书夏信荣亲自登门，送给我一个大信封。信封上卡有十分显眼的“绝密”大红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收条号码是“1266”，打的日期是“1956年12月1日”，小夏让我在三联单上签字，然后撕下两条，留下一条，走了。
我回进屋中，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我的信，字迹很清秀，像是女同志所写，信末盖有“中国作家协会”“代”字章。还附着打印好的文件，都是丁玲写的：一，《我的检讨》；二，《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三，《辩正材料的补充》，总计约有三万字。
我必须把党组这封信抄在下面，虽说破坏了讲故事的风格，为准确计，也顾不得了。
徐光耀同志：
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问题如下：
(一)有人说：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对这一问题，你是否能提供出具体情况，如系何人说，何人传，你和其他学员对这结果是如何理解的?说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这是否就是说在学员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你和其他学员当时对她的看法怎样?
(二)有人说：丁玲散布过“一本书主义”，提倡骄傲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你是否听到过?你和你所熟悉的学员和其他同志是否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你对此问题的看法如何?又，丁玲曾在某个会上提出你的《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低一点。她是在哪个会上谈的，什么情况下怎么说的?她是否在鼓励你的骄傲情绪?对你有何影响?此外，有人说，丁玲从苏联回来后曾对你说人要写出一个作品来才行，她的意思是否向你宣传“一本书主义”?她当时怎样谈的?你当时的理解和现在的看法如何?
(三)有人说，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和培养个人崇拜，张凤珠也在学员中散布了一些助长个人崇拜及有碍团结的言论，你是否知道这些情况?请提供详细材料。
(四)有人说，文研所在丁玲的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你是否也有此感觉，能否提供具体事实?你的看法怎样?
(五)中宣部讨论停办文研所时，据你所知文研所派了哪两个学员列席了中宣部的会议?由谁派的?如何布置的?关于这一问题，在当时学员中有些什么反响?你是否听丁玲同志在学员中散布过不满中宣部的言论?
(六)据你了解，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如何?丁玲曾给你一些什么不好的影响?你对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一问题的看法如何?
附上丁玲同志的辩正材料及检讨各一份，请你看后提出具体意见或看法。
上述问题，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
作协党组(盖章)
11月30日
看完信，首先涌上头脑的有三条：一，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未可等闲对待；二，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三，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得认真而且仔细，很像要实事求是。于是我心上欢喜，以为“老八路”作风又回来了，党毕竟伟大、英明、正确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