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化形成的外部因素（二）：社会环境与大学文化
时间：2021-07-12 04:00:0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文章简述了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的影响，以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时期的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为例，阐述了政治经济环境、教育方针政策、政治运动事件对学校早期文化形成的影响路径和机理，为理解这一时期新建院校大学文化形成中的社会环境影响提供了参考样本。
〔关键词〕 大学文化；外部因素；社会环境；北京钢铁学院
〔中图分类号〕 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5-0041-11
大学发展的历程总是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研究教育思想的演进时提出：“教育的转型始终是社会转型的结果与征候，要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入手来说明教育的转
型[1]（231）。”因此，大学文化与大学所处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处在“政治挂帅”、“计划经济”和“工业化建设”的社会环境中，党和国家提出的一系列教育、科研、生产的方针政策，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右”、“大跃进”等一系列群众性政治运动，为钢院的大学文化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本文重点讨论社会环境对大学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一、社会环境与大学文化
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世界各国大学的历史演进、办学体制、管理与发展模式，一般是与其政治—经济体制相一致或适应的。清华大学蓝劲松教授认为，政治—经济体制采取集权制的国家，其教育体制多采取集权制，如法国、俄罗斯、中国及东亚其他国家等，国立大学在大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反之，政治—经济体制采取分权制的国家，其教育体制多采取分权制，如美国、英国等，私立大学在大学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2]（67）。以美国为例，美国大学一直实行彻底的分散管理，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各州当局实际上都不参与管理。美国高校在20世纪初阐述了三大原则，即著名的“三A原则”：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根据“三A原则”，教授作为学者和知识传授人有言论自由；大学有权利从学术角度出发，决定谁教书、教什么、如何教，以及谁来学等问题；大学教授们的自由以校园和学术界为界，对外严守中立，不过问政治和社会敏感问题。这种彻底的分散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三A原则”能落到实处。
相比欧美大学，中国大学受社会环境，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影响要深刻得多。依照刘生全的观点，中国大学向来有着异常浓厚的“官学”传统。非现代意义上的、本身即为“官学”的传统“大学”暂且不论，从北洋西学学堂、京师大学堂，到“文革”结束前的中国高校，莫不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功能，而其他职能则被摆在了次要位置。与此同时，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重整体轻个体、重思辨轻实证等特征，这一点导致了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缺少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二十世纪中国大学的文化建设有两个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独立于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开创了现代大学精神；二是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成为国难当头民族文化的支柱[3]（80）。然而，它们在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均昙花一现。在平常时期，超越的大学文化几乎难以生存。蔡元培曾尝试建立独立于国家行政体系的大学制度，实现教育学术化、学术研究化，彻底摆脱官本位对于学术超越性的扼制，以失败告终。
二、北京钢铁学院（1952-1966年）
社会环境考察
（一）政治经济环境
1952-1966年，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政治挂帅”，强调意识形态，强调社会主义，强调党的领导。教育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具有政治性与工具性，即“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二）“计划经济”，强调高度集中，国家的方针政策和行政指令对教育的影响巨大。（三）优先发展重工业，甚至强调“以钢为纲”，这一点对于钢院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1. 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是指在政治与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把政治摆在统帅地位。这个原则是在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为了防止各项工作走偏方向而提出的。在一定时期内，实行这个原则，对各项工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起到了积极作用。因为，在民族积贫积弱、个体国家意识薄弱的时代背景下，唯有依靠高强度的政治组织，才可能集中力量发展现代工业，提升国力。然而，随着后来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这个原则被不断歪曲成“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与各项工作对立起来，搞“空头政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则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将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党的领导机关，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在实践中造成了严重恶果。这一时期，不仅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制约了知识传承的连续性，而且知识的独立性品格和政治的依附性要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政治的高度集中管理之间的矛盾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2. 计划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借鉴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经过“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农业”、“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国家逐步建立起了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时期，如果不实施计划经济，像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要迅速恢复和建立国民经济体系、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是很难想象的。然而，随着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期任务的完成，国民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联系日益复杂，这种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就逐渐暴露出来了，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这种背景下，企业被置于行政部门附属物的地位，行政权力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转。因此，也造成了大学等教育文化事业被纳入计划经济体制之中，成为行政主管部门的附属物。
3. 工业化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根据当时的工业经济水平和国际政治形势，作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选择。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国内落后的重工业发展状况有过一段精辟的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米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重工业建设的重点是冶金行业和机械行业[4]（212）。在冶金方面，早期改扩建的工程主要有鞍山钢铁公司和马鞍山、重庆、太原等钢铁企业，新建的主要有武汉钢铁公司、包头钢铁公司等综合性钢铁基地。1958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用十五年时间工业生产赶上并超过英国的目标。为此，党中央提出了“以钢为纲”来加速经济建设的思路，并在“大跃进”中采取了群众性大炼钢铁的办法，使各地建起了成千上万的“钢铁企业”，并演变成一场造成巨大损失的政治运动。1964年，为了落实中央的三线建设，筹建了攀枝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据统计，1965年中国的钢产量为1223万吨，约占世界的第七位[5]（688）。总之，优先发展重工业是1952-1966年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战略，而钢铁工业是这一时期工业化建设的重点。机械系62届校友吴焕荣教授说：“在这一背景下，钢院教师和学生的骄子心态超过了所有的单科性学院，由此大大提高了对学校的认同度，形成了特殊的凝聚力和特殊的心理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