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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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与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密切相关。由于受历史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局限，从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到党的七大确立它的指导地位后长时期内，中共党内多数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没有自觉地意识到领袖个人思想与党的指导思想的严格区别；把毛泽东思想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思想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是导致中共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因所在。
　　关键词：中共八大；毛泽东思想；原因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０５４４（２００7）０9－００1０－０5
　　
　　1945年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一个党和人民耳熟能详的概念，出现在各种各样党的文件和报刊文章中。然而奇怪的是，在整个50年代党的文件和媒体报道中，却很少看到“毛泽东思想”这个词。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也删除了七大上毛泽东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针”的词语，不再提“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也是一个应当予以充分重视的重大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但绝多数是从苏联、共产国际外部环境方面寻找原因，很少侧重于对毛泽东思想认识的内部层面。本文主要从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这一方面探讨一下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的原因。
　　
　　一
　　从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到党的七大确立它的指导地位以来，中共党内多数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本人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的思想。这是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的重要原因。“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在延安整风前后，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逐渐酝酿提出的。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第一个为毛泽东的理论命名。他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同年4月，他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的文章，进一步明确地写道：“创造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发展，最主要最典型的代表，应指出的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其后，张如心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理论”这一提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2]
　　张如心提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一词后，党的领导人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王稼祥等一些领导同志也在论述毛泽东的理论的文章中，使用了具有命名意义的提法。1941年7月13日，刘少奇在《答宋亮同志》一文中指出：“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我们党的一个极大的工作，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用马列主义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社会历史实践，并指导这种实践”。是年9月至10月间，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们对毛泽东和他的思想理论都作了高度的评价。如陈云提出，“毛主席是中国革命的旗帜”；李维汉认为，毛泽东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模范、典型”；王稼祥说，“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叶剑英认为，“毛主席由实践到理论，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对人们深刻理解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批判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错误之后，我们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认识到毛泽东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应对主要由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给以适当的命名和正确的评价。为此，他们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宣传研究进行了至关重要的开拓性的工作。1942年7月1日，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纪念党的二十一周年》文章中写到：我们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的理论”，“我们党已经有了自己的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他真正精通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并且善于把这种理论用来指导中国革命步步走向胜利。”同月，陈毅在《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从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革命的动力、前途及革命战略和策略问题；关于革命战争问题；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关于建党问题；关于思想方法问题等5个方面，论述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并指出，毛泽东在湘赣闽粤四省进行苏维埃和红军建设期间，“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1943年7月1日，领导整风运动的中央总学委在《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中，曾把上述刘少奇和王稼祥的文章列为干部和群众学习的参考文件。通知说：在讨论文件中，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所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理论与实际；……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同年7月4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2周年，刘少奇写成《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于7月6日《解放日报》第2版上发表，在文中他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两个概念。文章指出：“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3]7月5日，为庆祝党的诞辰，王稼祥奉命写成《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纪念共产党二十二周年与抗战六周年》一文。7月8日，这篇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而撰写的文章，发表于延安的《解放日报》，首次提出并多次使用“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王稼祥指出：“中国民族解放的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是在与国外国内敌人的斗争中，同时又与共产党内部错误思想的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革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的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王稼祥特别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4]
　　“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由王稼祥同志初次提出后，逐步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党内一些文件和许多负责同志的讲话里，使用和论述毛泽东思想等概念的情况，逐渐多起来了。1943年8月2日，周恩来在从重庆回到延安。他在欢迎会的演说中说：“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在纪念党成立23周年之际，罗荣桓特地撰写了《学习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他在文章中说：“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从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上发展起来，继承了中国革命百年来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民族化了的思想”，我们党“以毛泽东思想为遵循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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