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学必须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时间：2021-07-11 20:01:36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摘要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有一些误区,值得我们尊重历史事实正本清源。关于真党史与假党史的疑问、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服从决议与服从真理的一致性等等均说明,党史研究要与时俱进,应坚持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关键词 党史研究 党性 科学性 与时俱进
作者 林蕴晖,国防大学教授。(北京:100091)
改革开放31年来,我们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然而,在党史研究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笔者提出几个原则问题,以求教于方家。
关于真党史、假党史的疑问
“文革”结束以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人们对搞中共党史的人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过去说的和现在说的到底那次说的是真的?也就是说,到底哪是历史真实。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当然有复杂的原因:一是1945年的第一个《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二是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前者是中共中央正式通过的决议,后者是被中央认可的权威读物,其中的重要内容是讲党内两条路线,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代表,特别强调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五六十年代讲党史的基本依据。到“文革”期间,就更进一步绝对化了,把党的历史完全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史,除了毛泽东正确,几乎没有哪个领导人没犯过错误,动不动就给别的领导人扣上反对毛主席的帽子,甚至诬蔑朱德总司令为黑司令;同时为了树林彪,把林彪说成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把1928年朱毛井冈山会师说成是林彪与毛泽东会师,朱德的扁担也变成了“林彪的扁担”了。
事实上,把毛泽东说成是民主革命阶段唯一的正确代表,或把所有的胜利和成就都归功于毛泽东一人,甚至把毛泽东说成是一贯正确,都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当然,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年代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对待历史应当实事求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各地武装起义,在农村站住脚的并不只是井冈山一处,最早提出工农武装割据问题的也不只是毛泽东一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著名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最早都是朱德总司令提出的,后来毛泽东把它写到了书上,过去一直被说成是毛泽东的创造[1]。1981年,萧克在一次访谈中说:“毛主席在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多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你们不知道这些,是因为后来只宣传毛主席一个人。这不准确,可以慢慢改正过来。”[2]
另外,富田事变的发生和处理,应该说毛泽东是有错误的。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作中共七大结论时也指出:“内战时期,我就打过AB团。……在肃反问题上,我们走过了一段痛苦的弯路,有这样一个错误的侧面。”[3]杨尚昆在一次谈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时说过:1933年毛泽东领导的查田运动,就是“左”,“查田运动的结果是整了一批中农,至于富农那时早就没有了”[4]。遵义会议只是确定毛泽东参加中央常委和作为最高军事决策者周恩来的副手,1935年12月,毛泽东才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3月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的主席。第一个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和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之所以那么讲,一方面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确实有他正确的方面,起了别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是为了树立毛泽东的个人威信,是服从一种政治的需要。“文革”中宣传林彪就更离谱了。这说明过去没有把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历史学,而是作为一种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宣传品。
1981年,在建党60周年党史研究的学术会议上,萧克针对党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指出:由于个人崇拜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垄断了党史和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将毛泽东神化了,从而形成了党史研究领域中的许多不良倾向:党史只宣传毛泽东一个人,把其他领导人加以歪曲和丑化,影响很坏;“唯上”、“唯权”论,“唯定论”;在党史研究中设了许多禁区,有些历史问题某些权威人士讲了,或有了决定,就不能再研究;不认真调查研究,不占有历史资料或有了资料不认真分析。这样就不能根据历史情况做出正确结论。萧克在讲到研究党史的正确态度时说:千言万语可以概括一句话,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求实存真。为此,第一要充分占有历史资料并认真进行分析研究,从事实中求得正确结论。第二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要有勇气,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党内要提倡讲真话,党史要提倡讲真党史。[5]
可以说,这是革命前辈以沉痛的历史教训向我们阐述的党史工作的基本原则。
关于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
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需要做出回答,显然是有原因的。这就是自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决议之后,在党史工作领域,有一些人把要以《决议》作为党史工作和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简单化﹑绝对化,以是否与这个决议的结论保持一致作为党性原则的唯一标准,并把这变成一根棍子,时不时用来打人。因此,对什么是党性原则作出正确的解释就十分必要了。
对什么是党性,龚育之先生在《党史工作的党性原则》一文中有过专门论述,他说:“何谓党性?遵守党的决议,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党的纪律,这是党性的极重要的方面,没有这个,党就不成其为统一的有组织的有战斗力的政党。但这不是党性的唯一要求。党性是有丰富内容的。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评那种以为只要遵守既定的‘本本’就无往不胜,躺在决议上饱食终日,空洞乐观,所谓‘无产阶级就是这样’(无产阶级党性就是这样)的错误思想。他说,这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思想路线,应该属于党性的要求吧。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没有科学的态度,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者叫做党性不完全。’中共中央在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还说:主观主义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实事求是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这是对‘党性’下的科学定义。”[6]
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陈云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7],这才是共产党人真正的党性,也是对党史工作者的第一要求。我们研究党史,应以这些科学的论断为原则。
关于“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
过去对党史教学有过这样两句话,叫做“论从史出,以论带史”。这两句话看起来很辩证,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应该说,“论从史出”是正确的,就是结论要以事实为依据,从事实出发。但反过来,“以论带史”就有问题了,根据已有的结论来阐述历史,那就很可能变成根据结论的需要来裁剪历史了。这样的问题历史上是存在的。
例如: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结论,上个世纪90年代有人写过一本名叫《死亡联盟》的书,就是按照这个结论去搜集材料写出来的。现在看来,这个结论是值得商榷的。其一,1953年党内出现“倒刘少奇”风波的起因,说是高岗挑起来的,就不符合事实。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会议引起“批薄射刘”,根源在毛泽东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做了严厉批评,指责是“右倾”。这本身就是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所以财经会议批评薄一波的“新税制”错误,联系到薄一波关于农业互助合作应是先机械化、再合作化的主张,就不能不涉及刘少奇对中共山西省委反映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批评。火正是这样烧起来的。九﹑十月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出现“讨安伐刘”,也是按毛泽东事先的指示,组工会议要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检查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这就必然把原来中组部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对富农问题给东北局组织部的答复以及互助合作问题的争论牵了进来。而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发生的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高岗与饶漱石有什么勾结。被作为主要证据的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是刘少奇提出要他来讲,经过毛泽东同意了的。而且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刘少奇从财经会议到组工会议都作了检讨。所以说有一个反党联盟,是值得怀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