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时间：2021-07-11 16:02:45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苏论战曾经启动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但是随着论战的加剧又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历了几起几落的曲折过程。总结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必须按照文化发展规律来管理文化，明确并紧密联系党的中心任务开展文化建设，充分信任和使用知识分子。
关键词：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10)01—0067—05
中苏论战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焦点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尽管中苏两党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见分歧不是论战的主要内容，但是对当时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有重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西方敌对势力的包围封锁和缺乏经验等诸多原因，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向苏联“一边倒”并参照他们的经验建设自己的国家，在文化建设方面也是如此。正如有的学者研究回顾所指出，“建国初期，我们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因而，当时将苏联建国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高等教育一套照搬过来，着手改革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在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也“基本上符合了国家建设的需要”。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照搬”苏联文化建设经验的弊端逐渐暴露，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考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老大哥”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揭露和批判，更开阔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眼界，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从此，中共中央一边同苏共进行论战，一边着手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
从根本上说，苏联文化体制的主要弊端是对文化实行严格控制，片面强调文化的阶级性和对抗性，而忽视其对人类的继承性，导致因政治干预文化过多而违背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形成简单化和公式化的文化工作方法，使文化事业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停滞不前。在苏联70多年的文化建设中，除高尔基等的一些前期作品产生过较大社会反响之外，可以说没有创作出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不朽巨著。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文化界根据“必须创造性地而不是教条主义地运用革命理论”的新要求。首先对文化体制等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理论研究，修改了某些直接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规制。此后，苏共二十二大提出：过去党和国家管理文化的体制和某些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要求，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理论”，以“足够的勇气使那些已经不符合历史经验的公式和原理更加准确”，“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来改变理论原理”。于是，苏联文化界纷纷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掀起为社会主义改革大造舆论的文化复兴热潮。文学界开始解冻，创办了一批新的文学杂志，“解冻文学”、“集中营文学”等新的文学流派出现。哲学界重新出版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集》、康斯坦丁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等，开始打破斯大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统天下。经济学界质疑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的内容，展开了对商品货币等问题的热烈争论，引发了轰动全苏的“利别尔曼建议”讨论。苏联文化观念初步变更，原有文化体制开始松动。但是，由于文化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缺陷，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体制中的文化专制主义残留难以从根本上克服，所以依然在兄弟党之间强行输送自己的文化观念，他们在中苏论战中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殊表现。
1957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文化体制中的专制主义问题时说：“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鉴于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由最高领导人裁决科学与文艺的争论，并在文化领域扶持一派打击另一派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文化体制改革状况，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繁荣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个“双百”方针是我党对科学文化工作基本性的长期性方针，此后又多次在相关会议上对这一方针进行阐述。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对“双百”方针作了系统阐释：“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领域中的表现。”具体地说，在自然科学工作方面，把某一科学学说“贴上什么‘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之类的阶级标签就是错误的”；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只许写工农兵题材，只许写新社会，只许写新人物等等，这种限制是不对的”；在文化批评工作方面，“就是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为了正确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发挥马克思主义对文化工作的指导作用，毛泽东还制定了“帮助人民发展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的“六条标准”，并根据“双百”方针规定了文化工作中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从而大大增添了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管理工作的生机与活力。
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文艺界一大批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和上演，文学创作题材和主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体裁和风格日益多样，最能反映思想活跃状况的杂文这片荒芜之地也开始繁盛起来。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均属上乘的作品陆续产生。与此同时，学术理论界也空前活跃起来。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文化管理体制弊端的揭露，以及这种弊病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日益显露，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为鉴，着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道路。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中苏论战的开始和不断加剧，刚刚取得的探索成果——“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便遭到了严重干扰。
苏共二十二大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成了苏联人民直接的实践任务”，“在共产主义制度下，阶级将不存在，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和生活方面的差别将消失”。“由于剥削阶级被消灭，镇压它们反抗的职能也就消亡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职能即经济组织和文化教育的职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最人道的意识形态，它“将体现出社会精神生活全部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