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思想与文化大革命运动
时间：2021-07-11 04:01:49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文革爆发有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其中，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是原因之一。
一、夸大阶级斗争，把批判斗争绝对化，不断在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等领域掀起大批判
民粹主义对旧制度、官僚贵族和反动派嫉恶如仇，对人民则充满同情和献身精神。这是民粹主义及其代表人物令人敬佩之处。但是，民粹主义者对待同一战壕的战友、革命队伍内的同志与可团结联合的朋友中的持不同意见者，却十分偏执而毫无宽容性。“谁不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谁反对我们，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而对敌人就应该用一切手段予以消灭。”注1这是民粹主义激进派的一段名言，也是他们所遵循的一个思想原则。在他们的思想里是没有中间地带、中间势力的，一切非我皆敌，非黑即白。这一思想曾影响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队伍，影响到斯大林对党内和社会矛盾斗争的处理，影响到对待中间势力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毛泽东和中共党内的一部分人。
俄国民粹主义奉行批判哲学，具有把斗争绝对化的特征。民粹主义激进派公开宣称，他们只知道“破坏的科学”，“反对和平无争的学问”。这就意味着要进行无休止的破坏和斗争。就连民粹主义稳健派的代表拉甫罗夫也认为，批判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说：“即使由思维活动，由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所引起的斗争造成了可悲的情景，采用了社会革命或思想革命的武器，破坏了社会的安定和秩序，也只有通过暂时的骚动和混乱，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取得对大多数人未来安定和秩序的更好保证。这是屡见不鲜的事情。”注2这里应当区分两种情况，是对待敌人还是对待朋友，是乱敌人还是乱自己？不区分敌我、不区分敌友，这样笼统而言“破坏秩序和安定”是错误的。无疑，对于沙皇专制统治或资本主义的旧社会，这样通过批判、斗争，发动革命，使社会出现骚动和混乱，这是乱了敌人，有利于夺取政权，原是可以的；而在人民已经获得政权的情况下，若仍这样无休止地斗争，则是乱了自己，乱了人民的国家，这是不允许的。民粹派和受民粹主义影响的人不区分这两种情况，笼而统之地讲“破坏”，讲“批判斗争”，把斗争绝对化，这种理论在实践中造成了极大危害。
斯大林曾受到民粹主义这种偏执教条的影响，把无休止的斗争移植到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连续发动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斗争，把党和国家搞得不得安宁，还美其名曰“社会主义越接近胜利，阶级斗争越尖锐”。这种“理论”也严重影响到我们党内。
1949年中共建立政权后，批判斗争一波连着一波：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批胡适、批胡风、反右派、反右倾、批小说《刘志丹》、批人道主义、批人性论、批“中间人物论”、批经济学家孙冶方、批“合二而一”哲学、批“三家村”。
在文革中，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要求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曾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注3。紧接着，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又呼吁“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注4。林彪倒台后，又借“批林批孔”影射周恩来，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连串运动，把党和国家搞乱了套，将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
这种不断夸大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大搞批判斗争的做法，和民粹主义那种教条主义的偏执和将批判斗争绝对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巴枯宁说：“破坏的激情同时也就是创造的激情！”注5在巴枯宁这句话里，“同时”二字实际上变成了“等同”。这意味着在民粹主义这里，破坏和创造是不可分割的，甚至破坏就是创造。文革深刻的哲学错误正在于此。
二、“崇尚人民”，信奉群众运动，把民众和群众运动理想化、绝对化
各种各样的民粹派，在信仰和崇尚人民这一点上是最大的共性。他们认为，“人民的生活本身总是合理的”注6，“人民是真理的支柱”，“在人民中保存着真正生活的秘密”，“潜藏着社会真理”注7。由信仰和相信人民，发展到信奉民众运动，这是民粹主义的逻辑。因此，革命民粹主义者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曾发起了一个颇具声势的“到民间去”运动。他们穿着农民的衣服、留着农民的发式，到民间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试图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普遍发起暴动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与目标。
在这方面，毛泽东受到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由来已久。早在1927年，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对群众运动有绝对肯定的倾向。在讲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时曾说：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注8。毛泽东还提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注9。众所周知，在关键的理论问题上失之毫厘，在重大政策实践中就会差之千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文革中是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之一，这些语录是每会必读的“最高指示”，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真理，其影响之深，空前绝后。毛泽东早期著作透露出来的某些民粹主义思想色彩，对文革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
在文革初期，他特别把广大的青年学生看作是突击力量，因而给予红卫兵运动热情的支持。毛泽东在看到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后，认为红卫兵的言行完全符合自己“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及“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注10的愿望。因此，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在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中，对他们“造反有理”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还先后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总计达1100万人次，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更加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1、2、3、4、5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红卫兵这么一冲，不注意不行了。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注11美国的莫里斯·迈斯纳教授则认为：“红卫兵不过是被选择来实现毛所颁布的各种‘指示’和‘教导’的工具。”注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