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时间：2021-07-10 20:11:41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文化大革命” (以下简称“文革”)发生已40载，40年来国内外学者非常关注这一深刻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事件，出版了诸多成果，日本著名学者加加美光行教授的《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著作。加加美光行教授20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文革”问题的研究，著述颇丰。《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以外国学者独特的视角，丰富的资料，将“文革”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考察，通过剖析典型事件探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当时及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不少可资借鉴的观点，对拓展“文化大革命”的研究领域，颇具启发意义。
(一)把“文革”置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背景下考察，避免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和就事论事，使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一书，注重研究“文革”产生的原因，而它的分析不像有的外国学者那样过多地从毛泽东个人性格或者权力斗争中寻找根据，而是将“文革”这一场大的政治运动的发动与新中国建立前后的历史联系起来，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考察。作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50年代后期在学习苏联式社会主义过程中而最终形成的”。新中国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内1952年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与总和经济基础论的争论、1955年对于先合作化还是先机械化的争论等，其实预示着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见解，“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远因”。
作者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而其形成与新中国成立后1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着历史继承关系。1958年三面红旗政策、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绝对化、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破坏、个人崇拜抬头等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萌芽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公社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共产主义理念’关系密切，要消灭三大差别。这种理念和实践，构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之一”。毛泽东认为三大差别的根源不在于所有制，而在分配制度上，所以，要实行“按需分配”。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毛泽东一贯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存在着历史继承关系，在“解放后的中共中央内部就一直存在着路线对立，绝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开始的”。作者认为“文革”时期包含着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的追求，“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不是没有理念的权力斗争，而是对社会主义理念解释不同而产生的”，作者并不否认毛泽东有权力欲望，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注重树立个人权威，但是，毛泽东树立权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
作者考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权威问题的处理方式，认为延安整风运动后，中国革命迅速地取得成功的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也随之上升，而“毛泽东个人的权威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就是说毛泽东个人权威的树立和提高，是与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巨大贡献联系在一起的，从中共七大前后中国的状况来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都需要个人的权威。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强调党组织的权威高于个人权威，中共八大否定了个人崇拜、强调党组织的集体领导。但是，毛泽东仍然重视个人的权威，毛泽东认为要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就必须要有权威，不管这个权威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因此“从一切权威都是实现革命的目的的工具和手段来看，不能否定毛泽东是位纯粹的革命家”。作者认为，“文革”期间毛泽东之所以对林彪的权力野心保持高度警惕，是因为担心林彪利用手中的权力，行背叛革命、背叛理想之举。毛泽东在“文革”中，明确表示反对林彪、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强调党的团结和领导。这里作者否定了从权力之争分析“文革”起因的观点，指出“文革”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过程中的失误，不是毛泽东为了达到个人独揽大权的目的而对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打击、报复。
(二)以特定的历史阶段和典型事件为研究对象，分析“文革”对中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和影响，避免了人云亦云和蜻蜒点水式的面面俱到
沥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把重点放在了1966年7月至1967年10月这一阶段，从“文革”时期流行的“血统论”人手，以上海的“一月风暴”和广州的夺权运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生及由此给中国带来的巨大灾难。
“文革”时期，中国国内流行着“血统论”，被毛泽东称之为“正统组织”的红卫兵组织是以“血统论”为前提的，并迅速影响到全国。作者对“血统论”与中国历史及现实的关系做了比较深刻的分析，认为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传统中国社会“血统主义情结”的翻版。新中国成立后盛行的“红五类”、“黑五类”之称，其实就是一种出身歧视。“出身论”从领导者的层面上讲，有政治统治的目的；而对广大的中国百姓来说，“血统论”直接影响他们的升学、就业、恋爱、婚姻。作者详细地考察了“文革”时期的档案材料以及“血统论”和反“血统论”之间的争论，重点分析了遇罗克对于“血统论”的批判以及遭遇，指出过分强调“出身阶级一边倒”是“文革”运动的一大特色，许多出身于“黑五类”或者“黑七类”的青年受到极端不公正的待遇。广州郊区就以出身为依据，将当地群众分为左、中、右三派。作者认为“依据档案材料推进运动，必然带有浓厚的血统论”。1968年1月5日批判“血统论”的遇罗克被捕，1970年3月5日被处以死刑。这时正值“二月逆流”主要成员的谭震林受到批判。作者将中国的政治斗争形势，与“血统论”、反“血统论”的争论联系起来考察，认为遇罗克被处死、 “二月逆流”受到批判，是“文革”的重要转折点。
作者还详细分析了上海、广州两地群众夺权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目的，分析了它对中国社会秩序、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注意到其中的差异。在广州的夺权运动中，红卫兵起初赞同“血统论”，由于得不到广州省委的支持，红卫兵们转而反“血统论”；上海造反派发动的“一月风暴”是以工人为核心的夺权运动，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在造反夺权运动中，上海的学生处于次要地位，所以几乎投有受“出身血统论”的影响。
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红卫兵学生造反运动的理想是建立“巴黎公社式政权”，而“血统论”则与中国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林彪为了加强自己在军队的力量，支持“血统论”，只要军队以外的造反运动不影响到军队内部，他就赞成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扩大红卫兵运动。周恩来则从维护生产和行政秩序的目的出发，希望把红卫兵控制在经验交流活动的范围内，反对停产闹革命，希望学生到农村帮助秋收，学习农民吃苦耐劳的品格。该书充分肯定了周恩来在“文革”中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为国家的前途，殚精竭虑，避免因造反运动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动荡和破坏的行动。
“血统论”不仅造成政治不平等，而且也造成了许多地区的武斗惨案。各地武斗中的两派都注意控制档案材料，在武汉、广州都发生了数十人死亡的惨剧。作者通过对“血统论”的观察思考，试图指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民主和法制的社会。作者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作者对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做了深入研究，以学者的眼光对《历史决议》做了客观的评价，指出了它的现实意义及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影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了“文革”，是我们判断、评价“文革”的基本依据。加加美光行的“文革”研究自然非常关注这个决议对“文革”的评价，同时他特别注意<历史决议》产生的背景及透过这个决议所折射出的社会现实问题。
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出现了信念危机。随着大批知青返城，各地出现了以改善生活待遇为目的的非政治性骚乱，新的中央领导者要树立政权的权威性和正统性，就必须对“文革”做出评价。作者认为<历史决议)否定“文革”更多的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历史决议)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文革”三者区别开来进行评价，“虽然批判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却坚持毛泽东思想。这是因为重视了现实状况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决议’是重视现实的决议”。
作者对《历史决议》做了如下的分析：首先，否定“文革”和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但是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避免在如何解释社会主义上的争论。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看，争论容易导致意识形态化，引起权力之争，破坏党的团结和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也并非完全不论及社会主义理念，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最低纲领的角度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很好地避免了矛盾和摩擦。
其次，比较了1956年中国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毛泽东的评价的异同。作者认为，中国批判斯大林时注意区别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个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有类似之处，都认为最高领导者的错误是个人的错误，其错误是部分的，不能代表全面的。“尽管1956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不使用斯大林主义这个词，把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个人区别开来，但是，仍然把斯大林著作视为斯大林个人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将毛泽东思想看作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著作也不是毛泽东个人的东西”。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不允许因为对其错误的批判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
再次，作者通过对《历史决议》的具体分析，指出《历史决议》没有正面论述毛泽东一贯注重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关系。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都认为要发展生产力，但是，毛泽东更加重视生产关系的变革，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改变人与人的关系作为焦点，把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机械化程度说成是“见物不见人”，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重视精神(主观能动性)，证明了他的平等主义(大同思想)的理想”，毛泽东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从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的，是毛泽东一贯强调主观世界改造的产物。
加加美光行长期从事当代中国政治研究，(历史中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是他20余年研究的总结，作者在研究中不带个人的偏见或好恶，没有因为对“文革”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分析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作者在书中还向我们介绍了日本学者对“文革”研究的主要观点和代表人物，对《历史决议》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和分析。作者通过对“文革”的研究，在肯定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应重视中国现在出现了两极分化趋势、党内对社会主义理念认识模糊等问题，认为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
当然书中也有些观点值得商榷，如认为《历史决议》主要着眼于80年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不可能从理性地探讨来彻底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档案制度的全盘否定等。但是，这些并不影响该书的学术价值和对中国学者研究的启发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