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探讨
时间：2021-07-10 12:00:38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在理论建设和发展战略的制定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与应把握的关系是：第一，四个方面的问题。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应预防两个错误倾向——国家主义和多元主义，建构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竞争-合作”模式。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和国家治理的战略应把握“六个有机统一”辩证关系。
[关键词] 国家治理； 国家战略； 竞争—合作模式； 有机统一
[中图分类号] C93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6）02-0027-12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 ]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既体现了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也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自此，“国家治理”一词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学界对它的内涵、特征及其他学理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解读和探讨。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人们对国家治理的理解和使用趋向泛化且多样化，这种倾向不利于理论建设和指导实践。所以，有必要对国家治理进行理论辨析，首先需要辨析清楚的问题——治理、国家层面的治理、中国语境下国家层面的治理，分别有自己特定的指向和内容，而党的决议中提及的国家治理到底指的是什么？从党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视角来看，应该是指“中国语境下国家层面的治理”，以此区别于西方语境的、全球或地区层面的、其他国家的治理理论和实践。厘清这一点，是建构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和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的基本前提。用唯物辩证的理性思维从哲学的高度去把握国家治理，这对我们深化治理现象认识，准确把握治理规律，理解和总结治理经验，进而对其发展路向的预测，对治理战略策略的制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家治理理论产生的背景——对现代性危机的反应
治理理论作为国家治理的元理论，从学理上讲，是一套用于解释现代国家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特征的规范性分析框架。治理是其核心概念，主要含义以全球治理委员会的界定最为权威：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2 ]虽然学者对治理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但是几个基本特征是公认的共识：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非正式组织及制度间持续的互动。[3 ]从本质来说，治理就是国家与社会的一种新型关系，二者在互动博弈的基础上形成对公共事务的“协作共治”。这里隐含着国家与社会二分法的前提假设，但是二分法不等同于二元对立，只是划定了国家与社会相对明晰的界限，为进一步分析二者的关系打下基础。在治理的逻辑结构中，国家与社会围绕公共权力的配置和运行形成博弈。在这里，有必要对文中使用的两个概念——“国家”和“社会”进行解释。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指的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它是一种拥有治理整个社会的权力的国家机构，在一定的领土内拥有外部和内部的主权，政府是其主要标志，狭义的国家定义与政府同义。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是指排除国家机构之外的，共同生活的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社会关系联合起来的集合，其中形成社会的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共同文化以及传统习俗。[4 ]
其实，治理理论远未成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其在西方社会甫一出现，立刻成为探讨的热点，并于90年代引入中国。当时的西方社会正处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20世纪60年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掀起信息、生物、航天、新材料等领域又一轮的科技浪潮，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信息社会的来临，超工业社会的巨锤把一体化的社会砸得粉碎，小型组织的发展以及复杂的社会状况决定了国家再也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一种集中化的管理。” [5 ]虽然西方社会的民族国家构建非常完善，民选制度、代议制度、分权制衡结构等制度设计也很成熟，但是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力量迅速增长，多元化、自主性提升到新的高度。本来，西方国家就有历史悠久且发育成熟的公民社会，以及深入人心的契约精神、志愿精神、效率观念和宽容妥协的理念，结社传统根深蒂固，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非政府组织非常发达，且社会影响力极大，对政府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但是，基于理性和确定性基础之上的现代民主政治却无法回应民众多样性、灵活性的要求，而单一化、整体性、集中性等趋向却越来越与这个多元多变的时代格格不入，甚至引发了某种“现代性危机”。危机具体表现为两个“失灵”：一个是国家失灵，主要表现为政府成为“超级保姆”，权力扩张无度导致机构臃肿、财政危机、服务低劣，而科层官僚体制的等级调节特征容易造成运行效率低下，行政信息受阻与失真等弊端；[6 ]另一个是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方面比单纯的计划经济表现优异，但是它也会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负效应外部化、极端的自私自利、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垄断等现象，无法达到经济学意义上的帕累托最优（利益最大化）。
在此基础上，一些西方学者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罗西瑙——治理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以多元化、非营利的社会组织来解决国家或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问题，跳出政府、市场博弈的框架，回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用社会力量牵制和约束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达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实质上，是用国家还权力于社会的方式解决现代性的危机，最终状态是“强社会—弱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