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与跨越:发展中国家的战略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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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依附理论思想成果的角度考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分析发展中国家实现自主跨越的路径。依附理论学家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经济剩余由外围流向中心，中心对外围形成剥削和控制，外围内部也形成畸形的经济结构。外围发展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不发达的发展，要实现跨越，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重新构建国际经济秩序，或者在依附中求发展。这些观点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经济剩余；不发达的发展；依附性发展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7－0019－04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已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扩散到全球，给世界各国经济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于是，我们需要反思：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前途如何?如何认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被动实现自主跨越?本文通过对依附理论的系统剖析，以期重新认识依附论的现实意义，和重新认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地位。
一、经济剩余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对立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国家垄断资本迅猛扩张，拉美国家工业化进程也已从自主的民族主义发展阶段过渡到以外资为动力的依附性发展阶段，西方现代化理论在这种新变化面前解释无力，以巴兰、阿明、桑托斯等为代表的“依附理论”学派藉此应运而生。
巴兰(Baran)是最早勾勒出依附理论轮廓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是外生的而不是内生的，即它们的贫穷在于与西方的联系，而不纯粹是因为内部经济增长的障碍，这种联系产生的结果是不发达。他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经济剩余(社会生产的劳动产品与社会消费之间的差额)，成为依附理论的奠基性概念，并为后期的理论家所引用和发挥。巴兰用经济剩余的积累和转移考察历史的发展，认为经济增长就是剩余的多少及对其利用的结果。根据他的分析，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不能沿着人们所熟知的发达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是因为实际经济剩余和潜在经济剩余两者之间的差额太大，以至资本积累太少而投资不足。其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攫取和吸收剩余的目的，对不发达国家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迫使它们从属于不平等经济关系，进而形成适合发达国家需要的经济结构，并以借贷利息流出、不平等贸易交换和投资利润转移等方式最终将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剩余转移至发达国家，这是造成发达与不发达分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不发达国家对经济剩余利用不当，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少数社会富裕阶层的过度消费；二是大量非生产性劳动的耗费；三是现存生产结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四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大量失业存在。巴兰批判了资本主义和谐一致的观点，将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归结为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对立。巴兰认为虽然发达国家资本流向落后国家，但并不能改善落后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反而使之遭受封建压榨和世界资本主义商业压迫的双重剥削，并导致这些国家变本加厉的腐败和不公正，最终导致经济剩余由不发达国家逆向流往发达国家。
20世纪40年代末，普雷维什(Prebisch)提出了中心——外围的概念，后来又吸收了巴兰的经济剩余理论，逐步将其发展为现在较完善的理论体系。普雷维什认为，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相互排斥又互为条件的动态两极组成，一极是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一极是持续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中心在全球的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外围，从而限制和阻碍了外围的发展，中心和外围相互间是不平等的依附关系，结果形成发达国家日益发达，外围国家则无法摆脱不发达状态的国际格局。普雷维什进一步考察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特征，认为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同质和多样化的，外围国家的经济结构是异质和专业化的。异质表现为生产率显著不同的生产活动同时并存，专业化则表现为外围国家出口部门集中生产少数初级产品，与其他经济部门的前后联系有限。外围国家的失业问题和结构的异质相联系，而国际收支不平衡和贸易条件恶化问题则与过度专门化相联系，在两者共同作用下，造成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收入差距的日益拉大。
桑托斯(Santos)是依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指出依附作为一种历史状况，造成了一种有利于一些国家却损害另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结构。这种依附关系不仅决定着不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而且也决定着这些国家的内部结构，即生产的方向、资本积累的形式、再生产、社会和政治结构等，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经济社会现实。依附的类型依据历史时期特征可分为三类：其一为殖民地商业——出口依附，即与殖民主义国家机构结盟的商业和金融资本，通过贸易垄断支配着殖民地的经济关系，同时伴随着对土地、矿藏和劳动力的殖民垄断；其二为金融——工业依附，特点为垄断性大资本在各统治中心居领导地位，并大肆对外扩张，向依附国原料和农产品生产部门投资，以满足各统治中心的消费需求，在依附国造成一种从事这类产品出口的“外向型”生产结构；其三为技术——工业依附，特点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转向以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为目标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形成跨国公司的技术垄断统治。三种依附形式造成两大结果：一是世界市场形成不平等交换关系，由于贸易关系的基础是对市场进行垄断控制，把依附国的盈余转到统治国，从而把不平等变成世界经济中心必不可少的结构性因素；二是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依附结构”。这种“依附结构”特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依赖于出口部门创汇以购买所需要的投入品。然而，出口生产由“中心”国家的需求所限定，生产结构具有僵硬的专业化和单一生产的特点。依附性对外贸易关系导致外国资本严重控制了发展中国家最有活力的经济部门从而导致在发展中国家国内形成“大都市”中心和“落后地区”外围的结构，另一方面，这种“依附结构”在政治上也维持了传统的和堕落的寡头政治集团的统治。这种生产体系的依附性还在于它能再造一个自身发展受到国际关系制约的生产体系，这个生产体系必须只发展某些经济部门，必须在不平等条件下进行交换，必须在自己国家内部同国际资本在不平等条件下竞争，必须强制推行对劳动力的超级剥削关系，以便将如此创造的经济剩余在国内和国外统治者之间进行分配。一旦再造了这种生产体系和国际关系，依附性资本主义便再生产出阻碍其处于有利地位的各种因素，并在国内再生产出落后、贫困和社会边缘化。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桑托斯认为依附性资本主义“面临的最严重的障碍并非来自由于未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造成的所谓落后，恰恰相反，限制这些国家充分发展的最大障碍正是来自同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结合方式及其本身的发展规律。”
巴兰以经济剩余的国际流向和对经济剩余的有效利用来说明不发达的原因，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存在“不发达的陷阱”，他的经济剩余概念成为依附理论的奠基石。普雷维什则明确提出“中心”和“外围”的两极分化，外围对中心霸权的依附不仅体现在经济事务，还包括政治事务、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结果是外围迫于外部压力不能自主决定发展战略。他的“两极”论进一步明晰了研究的方向与重点，形成依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