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初次使华对中共建党的贡献
时间：2021-07-06 12:01:1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关键词： 维经斯基；俄共(布)；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陈独秀；李大钊；俄华通讯社；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为推进世界革命，派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作为第一位代表俄共(布)奉命赴华的俄共(布)代表，维经斯基的重要使命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帮助中共做好建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与干部准备。为此，他在1920年4月到1921年2月在华期间，积极帮助早期的中国革命者在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俄华通讯社对十月革命进行报道，印刷出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指导各进步刊物宣传革命，创办外国语学社对进步青年进行理论教育，并从中选拔优秀者赴苏学习，等等，从而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了杰出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09)06—0087—06
一、维经斯基奉命使华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创立。列宁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和苏俄政府十分关注东方各国，尤其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为了摧毁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列宁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高度，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理论，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并号召西方无产阶级支持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一理论成为共产国际指导东方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基础。
一方面，中国作为苏俄的邻邦，对面临着内忧外患的苏俄新政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另一方面，中国民众也深受苏俄革命影响，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国人把俄国十月革命看作仿效的榜样。在这种背景下，与中国建立友好的国家关系以及在中国寻找苏俄的政治盟友，加紧同中国政府和各方政治力量的联络，进一步推动世界革命，打破帝国主义包围，就成了俄共(布)、苏俄政府外交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所属远东局或东方部的紧要任务。
1919年8月，维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后来成为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的负责人之一)就向俄共(布)中央提出了一个在东亚各国“开展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当即得到政治局的赞同”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负责人库什纳列夫和萨赫扬诺娃向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汇报：俄共(布)远东地区委员会准备与中国的革命者建立经常的联系。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向中国派出了其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同行的还有两名助手。因此，维经斯基第一次来华是代表俄共(布)的，这同他后来几次来华作为共产国际的主要代表的身份不同。但无论他是哪方代表，在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共产国际推进世界革命的目标都是不容置疑的。
关于维经斯基第一次赴华的使命，苏联历史学者K.B.舍维廖夫认为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说列宁给了维经斯基使华三任务：(1)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2)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3)物色一些中国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苏俄游历，但波多野乾一提供的这一资料未注明出处，所以无法证实②。
综合维经斯基来华后的各项活动来看，其第一次使华的主要任务中，恐怕首先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因为初到中国，“对中国的情况不熟悉”，“初到北京，人生地疏，无法开展工作”。维经斯基甚至不好表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能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待到初步了解中国情况后，才能说到同中国的革命组织或进步力量建立联系的问题。在这方面，他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为仅在来华后1个月左右的1920年6月，在他可能写给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的信中提到，他“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也只有在深入接触和了解中国各革命组织和进步力量后，维经斯基才有条件完成他的其他任务：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和青年团；成立各种工会；物色进步青年到苏俄学习。至于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一事，则无法确证为维经斯基所为，因为一方面维经斯基是俄共(布)的代表，而非共产国际代表；另一方面，从维经斯基在第一次使华中的信件及文章来看，其报告工作的对象为俄共(布)，而非共产国际。至少从现有史料看，还不能得出结论说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的建立者。
从维经斯基的实际工作来看，其主要任务是帮助中共建党，其他工作基本都是服从这一任务的。从实际效果看，维经斯基帮助中共建党的任务是完成得非常出色的，可说是为在中国成立一个统一的共产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当然，中共的成立，内因还在于本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努力，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工作只能是外因。但是，也应该看到，从维经斯基1920年4月来华到离开中国的1921年1、2月期间，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就从零发展到上海、北京、湖南、武汉、济南、广州等多个，并在离开前表示过“极希望”“成立中国共产党”，“并迅速加入共产国际”。因此，不能因为要强调中共成立的内部因素而有意忽视甚至否认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共成立的巨大帮助。
二、协助陈独秀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为建党作组织上的准备
维经斯基来华后与中国革命者和革命组织密切联系，大力促进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并开始酝酿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为中共的建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关于维经斯基的北京之行，学术界多采信罗章龙和张申府的回忆，认为维经斯基在北京同各方进步人士进行了座谈，并商讨过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关于维经斯基在北京演讲、座谈等时以记者身份介绍苏俄的情况倒可说得过去；但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一事，其可信度颇令人怀疑。首先，北京这个地方被视为“反动派的堡垒”，又没有发达的工业，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在当时“很难成为开展共产主义运动的基地”，由一位初来乍到、对中国情况又不熟悉的外国人在北京公开谈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恐怕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其次，在众多关于维经斯基和党的“一大”的回忆中，只有罗章龙和张申府有关于维经斯基初到北京就同李大钊商讨建立共产党组织的回忆，这显得有些不合逻辑；第三，即便不考虑与李大钊联系密切的张国焘从侧面所提供的否定证据，也不能就此对维经斯基在北京商讨建党的说法进行肯定。在维经斯基后来的文章中，也从未提到这段时间同李大钊的任何交往，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提及，而关于陈独秀的记述则很多。
关于这一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其新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尽管没有确切的论证，但已没有再提“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而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其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则作了更进一步的猜想：维经斯基“向人们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