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经济”与近代中国政治行为的民主化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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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平民经济思潮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时国人厌乱求宁的心态，吸引了各个阶级、阶层为建设中国的平民经济和合作事业而努力。平民经济思潮的发展及合作经济实践活动的进行，亦对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其中，政治领域的转型主要表现为推动近代中国政治行为民主化转变进程。
[关键词]平民经济；改良主义；平民自治；政治民主化
[中图分类号]K2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7-0158-02
1“改良主义”——近代中国政治民主“温和化”路径模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平民经济思潮，以创办、经营合作社为实现平民社会的主要经济手段，从晚清到1920年，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研究西方的合作思想，形成致力于传播这一思想的团体。从这一思想上发展起中国的合作主义，并以对合作主义的宣扬和传播而为新文化运动作出了贡献。通过剔除这一意识形态在西方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性，这些知识分子使合作社思想在中国更为“温和化”，成为取代激进社会主义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竞争的一条社会改良道路。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节奏异常，使得居于其间的知识分子陷入一种困窘的选择状态：既要追求资本主义，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的“流弊”不满；向往比资本主义更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又难以接受“过激”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人对资本主义抱着“预防”态度，但又难以接受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其结果或为阶级斗争，造成恐怖；或为国家垄断生产，平民经济，受其桎梏”。现在之所以要提倡合作主义，是“因为这个主义是立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中间，是用‘和平’、‘调剂’的手段去解决平民经济的，与现存社会秩序的基础不发生极危险的冲突”。可见，两难的心态驱使部分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折冲徘徊，寻求变革社会的第三条道路，最终认定合作主义便是改造中国的最佳途径。这一思想不赞成以激进革命把社会拖入阶级战争，也反对让自由主义把社会引向物竞天择；它主张以平民合作、阶级和睦、和平演进的改良方式来创造一个崭新、和谐的社会。
2平民经济与“平民自治”
平民经济思潮与其主要的实践方式——合作社的创办，从内容上看是人们把“德谟克拉西”应用到经济方面的具体表现。这种认识的发展把“平民”和“德谟克拉西”更加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突出了平民的社会地位，形成了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平民化倾向。
1920年，在召集“国民大会”的口号下，社会上掀起“自治”风潮。一时，“没有哪一家报纸，不著研究自治的论说。”在此风潮中，一些人提出了真正的人民自治——“平民自治”的主张。“平民自治”是“向下的”，自治的基础在于下层的人民，“应该灌输平民自治的知识”、“抱定平民自治的方针”。其目的是让“社会内之大多数劳动阶级得握地方政治组织之权”。在当时社会四起的“自治”浪潮中，这种“平民自治”的呼声既揭露了地方军阀、官僚、乡绅借“自治”以争权夺地的丑恶勾当，又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要求建立真正平民政治的愿望。
在未曾实行举办地方自治以前，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解决，即“民众之组织与训练问题”。自治的基础在于下层人民，自治筹备必以民众团体来承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20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中国民众“向来是一盘散沙”，缺乏实现地方自治所需要的组织能力。对民众团体而言，由于受到腐恶实力的摧残、压迫，对政治的热情不仅毫无生气而且消灭殆尽。所以如何组织民众及训练民众成为最重要而又最困难的问题，提倡合作运动，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20世纪二十年代华洋义赈会在组建合作社的过程中，就十分注重完善合作社的组织管理制度，这有助于培养农民的现代意识。因为合作社的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现代的民主形式，通过参与合作社的活动，广大农户多少会受合作制思想中平等、民主、自愿这些观念的熏陶和启迪，逐渐接受现代民主观念。同时，在合作社组织内部，社员都拥有管理合作社的锻炼机会，社员自己选举职员，自行处理业务，充分反映了农民所具有的自信心和责任心，“各分子皆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发展的机会”。从以上事实明显可以看出，合作社已经将组织与训练民众的意义包含在内了。
3中国社会关系的民主化转变
农村社会近代化因素的增加和传统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这是‘历史合力’规律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
31乡村传统社会生活及人际关系的转变
在发展合作社组织的过程中，国共两党都十分注意合作教育的推行。国民党合作经济制度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发展合作教育，培养合作人才”。中国共产党在乡村开展互助合作的过程中，也要求各地合作社组织“应斟酌情形附设社会福利机关（如俱乐部、夜校、识字班、医药所等），供社员与群众之享受，以推广社会公益事业”。这些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社会下宗族组织的一些社会教育功用。
中国传统的农村社会被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族组织所笼罩。在这种条件下，农民“所能见到的只是家庭的亲属，但求亲属的安好，此外他们是管不着的”。以集资入股的形式创办各种合作社，营造了农民间的新型合作关系，以“宗族”为核心开展的传统人际关系也由此发生一定改变。一方面，合作社的出现在经济上为农村提供了联络纽带，“拿个人和大家的信用去谋金融的通融”，经济关系树立了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关系，冲击了只注重亲缘关系的传统宗族社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为解决劳动力不足而组建的劳动互助社，就采取了“一村中，劳动力有余之家，帮助不足之家，一乡中，有余的村，帮助不足的村，一区中，有余的乡，帮助不足的乡”的办法，这使农民活动和交往空间不再局限于血缘关系范畴内，农民的生活交往范围得到了相应的扩大。
32民间社会力量的崛起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国家高度垄断着资源和权力，民间力量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则微乎其微”。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一系列变动，以一部分现代化城市为中心，民间社会力量开始摆脱政治的束缚而呈现出独立发展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