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的知识分子
时间：2021-07-05 00:03: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作者通过对甲午战争至全面抗战爆发历史的回顾，分析期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并分析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通过不同的方式积极投入救亡运动，重新认识抗战期间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和历史，提出应更理性、客观的去看待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的选择，无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还是新儒家知识分子，对近代中国文化的追求，根本上都是“三民主义”。
关键词：抗战 知识分子 三民主义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5）02-1-6
贵州知行讲坛名气很大，我很早就知道，有机会前来做2015年知行讲坛的第一讲感到非常的荣幸。这也是我今年第一次离开北京。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将会开展，抗战过程中的许多问题会重新引起讨论。我们知道，大概从2011年开始，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历史关节点纷纷步入百年纪念，且重新予以了讨论，重新讨论的过程中，过去比较教条的史观得以发生变化和动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网络、公众讲坛的普及。事实上，这些史观变化早就在学术界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只是少为大众所知罢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教材，并没有随着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同步更新。
就如何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吸纳进教材中去这一问题，多年来我们和有关部门以及那些编教材的朋友有过多次讨论。只是这一问题太难解决了。在自由民主国家，通过吸纳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实现教材的更新，大概需要二十年的时间，而我们则需要更为长远的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现行的全国统一教育模式，决定了我们对教材稳定性的要求远远超过自由民主国家。要是教材更新得太快，考生就不干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讲抗战，说抗战的领导力量、中流砥柱可以重新讨论。但是得告诉现场的中学生，考试的时候不能这么答。考试的要求与我们对一般历史知识的了解脱节了，这就是目前最大的问题所在。
针对这一问题，我的建议是，像历史学课（尤其是近代史）的知识问题，就不应该纳入到考试的环节，而是应该拿到公民教育的环节中去处理。如果这样，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和一般公众的知识之间，可能不会形成太大的落差。当然，这是一点闲话。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抗战中的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二十年前的1995年，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我就参与研究抗战史。当时我的研究重点是抗战时期的思想、文化、学术。1995年出版了由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老所长刘大年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该书中的思想文化部分（约七八万字）就是我执笔的。当年在我写这部分内容之前，学界还没人对抗战时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脉络、架构进行研究。毕竟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不长，又发生了1989年的事件。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之后被翻译成几个国家的语言在海外出版。在抗战史的研究上，该书具有科学奠基的意义，提出了很多好的问题。刘大年先生就提出，我们重新研究抗战史，要把抗战作为中国民族复兴的关键点来审视。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大的启示，即不要再像过去那样，很教条的去讲一党抗战、政党抗战，抗战实质上是全民族的抗战；日本发起侵华战争，是整个民族的危机，不仅是共产党、国民党或者第三党派哪个党派所面临的危机；正是通过抗战，整个中华民族得到了重新的整合。我们注意到，在抗战之前中国还不存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当然，考据学的研究说1901年就出现了“中华民族”这一名词，但这一名词仍然不成其为当时中国人的身份自觉。恰恰是在八年抗战的过程当中，中国的知识界、普通民众慢慢建构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基于这一视角，再争论抗战的领导权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一问题，就显得没有多大的意义。
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去年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七七抗战和中国知识分子》，专门讲“七七事件”爆发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有何反应。我们知道，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因为五四以后，随着现代中国学术架构的形成、现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完成，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消失了。士大夫阶层在传统中国背景下，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人，其目的是治国、平天下，他们承担着为处于沉默状态的农、工、商代言的责任。到抗战爆发前一段时间，中国的知识人已经非常专业化，就是说能够知道自己专业之外的知识人越来越少。即便这样，还是有一批在专业之外能够发声的知识分子，这一批人一直引领着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对政治有着适当的制约。
现在我们讲抗战，都知道是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中日之间发生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和漫长的过程。
去年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我在很多地方都讲过“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和演变”。近代以来，中日两国之间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的向西方学习之路比中国走得更彻底、更快。在这样一种差异当中，中日之间发生利益交集与利益冲突是必然的事。1894年的甲午海战就是一个必然。但我们注意到，甲午战争中国被打败时，中国没有人去抱怨日本。1895年开始，中国的知识界、政治界不再纯粹向西方学习，而是转身向日本学习。从1895年到1915年之间，是中日关系相对比较好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中国以日本为模板，逐步走向维新、变革、新政、宪政，中国基本上是按照日本走过的路径亦步亦趋地跟着走。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向日本学习了不少东西，日本给中国提供了真诚的帮助。
“真诚的帮助”是指什么呢？当时的日本有着一种类似“大亚洲主义”的意识，即作为同文同种的亚洲国家，在相对落后的背景下得联合起来应对西方白人国家。这一情况到1915年发生了大的变革，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改变中日两国国民心态的重大事件，即“二十一条”。1915年正处于“一战”期间，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在中国看来，“二十一条”是要灭亡中国。经过讨价还价，中日两国于当年的3月份达成《民四条约》，删掉了“二十一条”中的许多条款，但保留了日本在山东的权益问题。1918年一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就要求日本归还山东，但日本不愿意归还，这直接导致了次年的五四爱国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中日之间国民心态发生变化。我们注意到，1919年之前到日本留学的新一代中国知识人，在1919年一改对日本的亲近态度，逐渐开始疏离、敌视。到了1920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越来越多，相互之间不理解，彼此都弄不清对方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到了192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发展、苏联的发展，又一下子改变了整个亚洲的格局。至此，影响中日关系的，除了原来的民族主义之外，又增加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一新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