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观革新：理论解构与自主建构

时间：2021-07-05 00:01:18　来源：雅意学习网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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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通过推动政治观念领域的变革来探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未来出路和实现路径，已经成为理论界一个新的热点问题。但是，在如何“告别传统、告别革命、超越左右”的激烈争论中，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譬如政治观的含义，传统与现代政治观的内容、特征与关系，特别是政治观本身的演变与生成规律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梳理和明确的解读。在我看来，跳过对上述前提性问题的解答，直接切入对所谓“破旧立新”问题的探讨，并没有让所谓“新政治观”的轮廓更加清晰，却酝酿着引发一场新的意识形态之争的危险。相反，当从理论原点出发达成共识的尝试取得进展之时，却可能意味着我们真正开始学会用一种现代的思维来思考政治观念领域的现代化问题。
　　西方政治观演变与政治观的现代化问题
　　政治观是政治主体对整个政治世界的集中表述，以对政治本质、内容及其规律的理解为核心。后者不仅是人们政治思想和行为的理性逻辑起点，同时又为驱动思想和行为的心理与情感确定了基调。作为个体的政治观可能是变动不居的，但作为整体的政治观则是可以被概括和标注前缀的。
　　在西方语境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政治观至少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历史变迁。当亚里士多德提出“人就其本性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政治性的动物”的命题时，他所谓的政治，是一种囊括了当时政治生活主体全部社会活动的范畴，其所映射出的，是一种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不加具体区分的“全方位、泛公共性的政治”，这种政治的本质目的与人之所以为人、人何以为人的价值标准之间表现为一种不需论证的天然统一关系。
　　西方古典时代，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政治为这种近乎具有纯粹“公共性”的政治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而罗马共和制的实践则推动了其进一步的体系化。但当赋予这种政治观以现实合理性的政治格局在不断的内外冲击下崩塌解体后，西方社会的政治观也随之发生了第一次重大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涉及上层建筑安排的教权与王权、君主集权与贵族分权之争强化了对政治权力本位属性的认知，而伴随着中世纪经济格局变迁的私人领域的悄然扩张，则成为了孕育权利本位政治观的渊薮，这两者都使得政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的理想色彩逐渐淡出，从而也为近代以来西方政治观的第二次重大转变奠定了基础。肇始于马基雅维利对政治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理解方式，明确地缩小了政治的涵盖领域和指涉范围，突出强调了政治对社会价值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特征。
　　近代以来，正是这种基于利益和权利博弈前提的政治观，最大限度地适应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在政治领域内，当人们意识到古典时代的政治模式已经无法再现于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中时，西方政治也就只能沿着上述政治观所设定的路径走出宗教蒙昧主义的阴影，进而衍生出当代西方价值观的主要构成要素——如民主观、自由观、权利观，并由此推演出近代自由主义理论体系。
　　正是这种西方政治观赋予了现代社会所通行的政治观的基本内涵，但我认为，今天之所以还有讨论新政治观议题的必要，决不是因为它已经被化约成了一个做既定单项选择那样的简单问题。同样，承认现代政治观的许多内容出自当代西方主流政治观，也并不等于将两者等同起来。恰恰相反，我们应该看到，当公民社会的自主成长开始不断为现代政治增添了诸多新的变数时，上述那种将政治与公共社会生活刻意剥离开的政治观本身，也给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活带来了诸多困扰和新的挑战。比如，沿着权力和权利双重本位政治观的逻辑，民主的失败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危机最终都是无法解决的。更严重的是，这种过于窄化的政治观天然地孕育着极端功利化的因子，它可以导致用选举来化约民主，也可以用“市场法则”来置换经济规律。也正因为如此，战后西方理论界开始有意识地“重新发现”政治的公共性内涵，试图超越利益博弈假设的窠臼，从提供沟通与协商机制等层面来认识政治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内涵。
　　当然，时至今日，这场反思与重构的运动还远未达到引发西方政治观“第三次变革”的程度，但是它提醒我们，西方当代主流政治观脱胎于窄化、弱公共性的传统政治观的内在缺陷，仍然需要被深刻地反思与克服。它提醒我们的问题是，政治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决不是一个泾渭分明的跨越过程，人们固然可以在过渡过程中不断积累现代性因素，却无法试图超越政治和社会经济史长时段的演变规律来塑造出一个现代政治观的范本。
　　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双重属性与“革命思维”的必然逻辑
　　回到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发展脉络上，简而言之，我们可以用权力本位和伦理本位来概括在某些方面表现得过于早熟的中国传统政治观的基本特征。当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得十分微妙。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从总体上服从和服务于权力本位的政治观，起到为后者对应的权力差序格局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作用。另一方面，伦理本位的政治观提供了一种对权力的不稳定的、非制度化的制约机制，同时也在中国人政治观念土壤里埋下了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种子。后者的悄然生长，在中国近代以来传统政治崩坍的过程中，扮演了为致力于“整体解决方案”的理性建构主义提供着本土合法性荫庇的作用。由此，也因其与权力本位政治观难分彼此的羁绊，而导致了一个看似矛盾现象的出现，即中国现代政治观念和政治文化的起步，总是要从权力本位的传统政治观中寻求革命性解构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承认，所谓“革命思维”下强调政治斗争性观念的出现确实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其合理性。
　　就本质而言，革命是一种通过暴力的方式改变政治格局和秩序，迫使现有的政治权力或权威主体退出历史舞台的政治活动，这就决定了用于指导革命的政治观必然需要强调政治权威性分配和权力斗争活动的特性甚至将其推向极致，而革命的深层心理依据也必然引导着人们将对理性权威的崇拜推向极致。从现代化的趋势上看，这恐怕是扫除传统障碍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路径。但传统政治观并不是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终结而一步退场的，它还要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影响经历了革命洗礼的人们，而一旦中国过度发达的权力本位政治传统实现了与激进理想主义的合流，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原本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服务于政治观现代变革的革命时期的政治观念，通过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革命体制”内政治思想和行为主体，使自己成为了主人，披上了“新政治观”的外衣。但就长远而言，这种名不副实的“鼎新革故”既无法弥合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会因为源自权力本位思维解构手段的过剩，而纠缠于忧虑新一轮革命周期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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