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与开放的崛起：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
时间：2021-07-03 12:01:20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两个基本方面，即中国正处于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演变之中，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意味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同样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新時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根本上应适应上述两个基本转变：前者要求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即如何实现中国崛起的经济、军事、制度和道德等维度的同步、均衡发展;后者要求中国崛起的开放性，即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为出发点，推动全球性思维从数量型高速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可持续发展。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正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加上既有特别是自党的十八以来理论建构的基础，它不仅可推动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的完善，还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可持续崛起;外交理论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2-0003-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代的核心标志是两个方面：一是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二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其中相当重要的便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一方面，中国要真正实现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需要中国在经济、军事、制度、道德等方面的全面均衡崛起②，从而为其他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意味着从“快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理念相一致，可更好地推动个人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就理论建构而言，前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要求，后一方面意味着中国崛起的开放性要求。换句话说，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核心使命是，系统论述中国实现可持续与开放崛起的理念、道路及手段，充分、及时、全面地响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国梦贡献应有力量。需要指出的是，以可持续与开放崛起为内核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体系建构，不仅拥有难得的历史机遇，更有着坚实的前期理论构建基础，可大大加快中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建构，并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贡献新的内涵。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构的历史机遇
尽管中国一贯致力于实现自身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但出于种种原因，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崛起高度警惕和怀疑。因此而来的后果是，西方往往接受中国的经济性崛起，但对与此密切相关的军事崛起、制度崛起和道德崛起却予以抵制，形成一种“经济上欢迎中国，其他方面拒绝中国”的奇怪现象。换句话说，中国崛起当前面临的核心问题，并非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对可持续性、开放性的追求不够，而是在于其余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的怀疑和抵制。但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发展，日益证明中国崛起势不可逆，一方面是世界历史潮流的演变凸显了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则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多样化发展为中国特色外交的理论建构提供了难得的话语建构机遇。而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与开放性的逐渐提升本身，则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一）世界历史潮流转变
中国崛起可持续性与开放性面临的最大困难莫过于中国的特殊性：回顾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主要的霸权国和崛起国都来自西方文明，拥有大致相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中国不仅是具有重大差异的东方文明大国，更是一个采取完全不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大国。特别是，西方标榜自身“尊重人权”，试图以“专制”、“集权”等来污名化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特别是中国对集体主义的强调。但纵观世界历史潮流，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始终处于政治哲学的两端，其钟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尽管西方大力推广所谓民主，鼓吹“人权高于主权”，但以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发达世界在2016年突然掀起一股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社会的思想混乱;而其背后则是更深层次的世界历史潮流根本方向的变化及由此而来的世界范围的重大不适应，凸显了中国集体主义的道路、制度优势。
回顾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总体上可识别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致是在主权国家制度得以建立之前。这一时期的两个基本特征是：一方面，个体主义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性特征，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口数量相当少，同时技术相当落后，使人类严重缺乏远距离、跨时空相互交往的手段。因此，个体主义更多是一种现实，而非自由选择。另一方面，为了应对更为普遍的自我生存挑战，或避免如同霍布斯所说的“暴亡”危险，人类的确试图寻找逃脱具有客观强制性的个体主义的手段，即建立集体治理机制——在霍布斯那里是“利维坦”。尽管如此，无论是出于现实主义的帝国统治，还是出于理想主义的宗教王国，事实上都失败了。
第二个阶段是从主权国家制度建立直到20世纪末。主权国家制度的出现，是迄今为止人类探索集体治理机制最为成功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主权国家作为一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加上这一时期现代技术手段发展相对缓慢且两次工业革命更多是强化了国家治理能力，因此刚刚告别原始个体主义的人类，迅速怀念起个体主义的美好。这也正是自18世纪以来现代人文主义崛起的深层根源，极大地促进了现当代国际人权观念和制度的兴起与普及。换句话说，通过积极追寻集体主义，人类发展出甚至足以压制个体主义的集体机制，触发了对个体主义的持续呼吁。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历史潮流的转变正日益凸显。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个性化技术的发展，个体主义日益趋于泛滥;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逐渐步入后现代化阶段，为制约其他所谓现代和前现代国家向更高阶段发展，试图将后现代个体主义价值强加到后者身上。这二者的结合，导致所谓“权力已经死亡”的现象：对主权国家或集体性治理机制而言，获得权力正日益困难，即使获得特定权力，维持此种权力的成本也大为增长，时间可能大为缩短[委] 莫伊塞斯·纳伊姆：《权力的终结》，王吉美、牛筱萌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而个人则由于大量现代技术的支持，使得古老的“权利即权力”有关“权利即权力”的观念，最早是由雨果·格老秀斯（Hugo Grotius）提出的，参见The Politics Book， London： Dorling Kindersley Limited， 2013， pp. 94-95。幻觉变得日益真实。一旦其自认的权利难以实现，便抗议政府未能赋予其充分的权力以实现其权利，少有反思个体本身的根源。但2016年的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浪潮很大程度上暗示，对个体主义的放任、对主权国家制度的抑制，或许已到了一个需要拨乱反正的时刻了。从思想或理论角度看，世界历史潮流的深层演变，为从旨在实现集体治理与个体自由更为合理平衡的中国实践中提炼更具指导意义的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