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
时间：2021-07-02 20:02:32 来源：雅意学习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的复杂变化使覆盖范围正快速拓展的中国外交面临的各类风险大大增加。如何预防各类外交风险，避免其上升为外交危机是目前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在可供选择的各类应对措施中，建立健全外交风险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机制相对更为有效，也更为经济。国际上已有大量可借鉴的早期预警与早期响应模型的建构实践，但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的建构还应充分虑及自身的两个特殊性：一方面，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因此外交风险预警模型不能简单效仿国际做法，仅聚焦对象国内部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外交面临的风险往往具有体系性特征，可能产生国际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外交风险预警模型应至少包含三个要素，即对象国稳定、双边关系稳定及第三方溢出效应等。这一模型能更加客观地观测中国外交所面临的国别、跨国及体系性风险，进而有利于提供更为准确和全面的早期响应策略。
【关键词】 外交风险 早期预警 早期响应 模型建构
【作者简介】 张 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 D82
【文獻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17）03-0016-20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1703002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外交所面临的风险乃至危机空前上升，以至有学者称中国外交已经进入“战略挑战期”。 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如中国自身的快速崛起导致外交议题不断增加，海外利益迅速拓展，外部疑虑持续上升；又如全球化时代各种逆全球化思潮的发展，政治制度差异导致的意识形态认知差距，各国政府更替节奏不一导致的政策对接困难；再如当代通信革命使各类偶发与突发事件数量增多、影响增大、传播速度加快；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中国外交正日益面临一个高度变动、高度复杂的局面，同时呼吁更加系统、高效和前瞻性的应对策略，特别是要明显改变当前中国外交被动应对大于主动规划的局面，或实现从“压力型外交”向“动力型外交”的转变。 笔者认为，尽管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有诸多手段，但相对而言更为有效且更为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具有全面预测能力的早期预警与响应（early warning and response， EWR）模型，推动中国外交风险早期预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中国外交风险预警的需求分析
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对国家间关系至少产生了两方面影响：一是国家间关系的紧密程度远超历史记录；二是基于更为紧密的关系，国家之间爆发外交危机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发生各类外交摩擦或风险的可能性却大大上升。相应的，国家间关系的关注重点应该从传统、高烈度的外交动荡、外交危机、战争风险等，逐渐转向非传统和低烈度的外交摩擦与外交风险。由于各国外交关系紧密程度远超以往，不加预防或不受控制的外交风险极有可能产生全方位的溢出效应，对经济、政治、安全、文化领域产生消极影响，从而形成全面风险甚至危机。因此，预防和管理外交风险对整个国际体系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中国而言，随着国力快速上升，中国正日益向全球大国甚至全球强国发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日益紧密且范围不断拓宽，外交风险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影响深度和广度均有所上升。例如，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与日本、菲律宾、韩国等国家的外交危机或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都与早期风险预警与响应机制的缺失有关。因此，中国必须加强对外交风险的理论研究，并切实建立外交风险预警机制。
（一）外交风险的理论分析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 ，人们对威胁与风险的区分日益模糊。但事实上必须对这两者加以区分，威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现实存在，并可能或已经产生某种后果；而风险则往往是潜在的，其后果尚未充分显现。潜在风险是否会转化为现实威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风险的早期预警和早期响应是否及时和有效。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潜在风险转化为现实威胁的速度已大大提高， 这迫切需要人们将风险管理置于比威胁应对更为优先的议事日程上，以避免产生更大的后果和成本。为实现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对外交风险作基本的理论分析，并考察中国所面临的具体外交风险，从而为中国建立更有针对性和更为有效的外交风险预警机制奠定学理基础。
笔者认为，外交风险是指外交关系中存在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它可能随形势变化和应对方略调整而消弭于无形或升级为外交危机。外交风险存续于外交正常状态与危机状态之间的一个连续空间；或者说，外交风险存续于外交危机的潜伏期。在从正常的外交关系向危机状态转变之前，往往会出现各种不稳定因素，对这些不稳定因素的应对是否合理、产生这些不稳定因素的环境是否持续或持续多长时间，往往会严重影响其发展方向。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不稳定因素很大程度上仍属于风险而非威胁范畴，因此在实践中往往容易被忽视。由于风险一般潜而未发，对外交实践者而言，评估风险升级为危机的可能性本身就充满风险：夸大这一可能性，很可能意味着自身工作不力或能力不够，如果解释工作不够有力、预警信号不够明确、响应措施不够有效，还可能引发更多连锁效应；低估这一可能性，也会带来风险，一旦事态失控并转化为危机，后果也很严重。因此，对外交实践者来说，既要避免夸大外交风险而导致“自现式预言”实现的局面，也要及时预警和响应以避免风险失控，其中的平衡往往难以把握，外交史上也不乏此类案例。
要改善对外交风险预警的把握，就需要进一步区分外交风险的性质与特征，并辅以相应的早期预警和早期响应努力。首先，应根据外交风险的领域性特征来确定具体的预警和响应努力。从传统的政策领域角度看，外交风险可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但考虑到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入，军事议题引发外交风险甚至冲突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同时，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外交风险也有所下降，尽管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所推行的民主推广政策使这一类风险在部分国家有所上升；相比之下，各类经济性和人文性接触诱发外交风险的可能性正快速上升，尽管其严重程度可能远不及军事和政治议题。换言之，在极难管理的军事、政治类外交风险大为下降的同时，相对容易管理的经济、文化类外交风险正迅速增加。
